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虽然不至于一切都在百废待兴，但相对其他国家来说一切都显得不太完善。我国的政策、法律以及土地规划，城乡发展的相关法律都是从已经有过的实践和其他法律参考而来的，难免会有一些缺漏的地方。那么，我国旧刑事诉讼法告知程序存在哪些问题？

我国旧刑事诉讼法告知程序存在的问题

一、告知时间不明确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告知程序的规定的很多法条，仔细推敲则会发现很多问题。如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人、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法条中规定告知应当“及时”，“及时”究竟怎样去界定，在实践中司法人员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缺乏行之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这种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很大。再如刑事诉讼法第9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收到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后，应当在3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理由。”该法条虽然规定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告知义务，但并没有规定告知的时限，这样就很难保证被告知人诉讼权利不受侵犯。

二、告知方式不统一

刑事诉讼告知程序的具体履行方式对告知程序的实施效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告知，是书面形式还是口头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唯一稍作规定的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该规则第36条第3款、第55条第2款规定，告知可以采取口头方式或者书面方式。口头告知的，应当记入笔录，由被告人签名；书面告知的，应当将送达回执入卷。虽然上述两条对告知方式的作了大致规定，但没有明确什么情形下该用口头方式告知，什么情形下该用书面方式告知。另外，该规则只能适用于检察机关，至于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该如何进行告知，法律没有做出统一的规定。如果告知程序的实现方式不能得到规范，势必会造成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履行告知义务的随意性，这将对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产生不利影响。

三、告知内容不完善

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对其他诉讼权利并没有要求进行告知。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理由、

性质进行告知，只规定了拘留、逮捕或进行搜查时，必须出示拘留证、逮捕证和搜查证，但是这些证件应包含和写明哪些内容，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规定和说明。这样的话，犯罪嫌疑人在被拘留、逮捕、搜查时无法得知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理由及性质，对于其做好防御的准备以及辩护权的行使都有很大的阻碍。另外，司法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的通信和财产权利来取强制措施时，无须告知理由和依据，犯罪嫌疑人也没有其他渠道可以知晓。事实上，司法机关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或者扣押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子邮件根本不通知犯罪嫌疑人，扣押、冻结后也不向犯罪嫌疑人作出解释。

四、法律没有规定违反告知程序的法律后果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违反法定程序的现象还屡有发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缺乏严密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具体而言，由于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国家专门机关违反告知程序的制裁性后果，即使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没有完全履行甚至违反告知程序的规定，也不会得到相应的程序性制裁。这使得我国法律关于刑事诉讼告知程序的规定还停留在纸面上，没有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