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3岁杀人怎么判刑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惩罚为辅、教育为主的原则。这两条明确规定了对少年犯量刑的方向。这是基本于未成年人责任能力不完备及其容易接受改造、可塑性强的特点而确立的，它反映了刑罚与罪责相适应的原则及刑罚目的的要求。

一、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负刑事责任。”

也即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只对自己实施的这八种严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不得突破这一界限。

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的犯罪行为还是指具体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称，“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不妥。

二、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

“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该法条分为两罪，一罪是刑讯逼供罪，一罪是暴力取证罪。在这里，法条对“证人”的范围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里的“证人”是单指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被害人，也有人认为这里的“证人”还应包括民事、行政诉讼在内的所有诉讼或非诉讼案件中的当事人。这里的“证人”应是单指刑事诉讼中的证人。理由如下：

1．从立法沿革来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是由1979年《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演变而来的。原条文是“严禁刑讯逼供。国家工作人员对人犯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肉刑致人伤残的，以伤害罪从重处罚”。现条文将“国家工作人员”改为“司法工作人员”，同时增设了“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依照《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和“司法工作人员”是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刑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由于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一般在刑事诉讼中行使职责，因此，暴力取证罪中的“证人”是单指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对于非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不能成为暴力取证罪的犯罪对象。

2．我国《刑法》将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两罪设在同一条款中，刑讯逼供罪的犯罪对象是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暴力取证罪的犯罪对象是“证人”，其立法原意是加强对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有关诉讼参与人的人身权利的保护。据此，笔者认为，暴力取证罪中的“证人”也应是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暴力取证的行为只限于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3．暴力取证罪侵犯的客体不仅仅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同时还是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由于刑事诉讼案件与民事、行政诉讼以及其他非诉讼案件有着本质区别。刑事责任相对较民事、行政责任要严厉。从影响司法机关正常司法活动程度来看，对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使用暴力逼取证言相对较其他非刑事诉讼中逼取证言的社会危害性要大。《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由此可见，法条已经把严重的暴力行为造成被害人伤亡后果的，按照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实际上所判处的刑罚都会高于本罪的最高法定刑三年有期徒刑。因此，暴力取证罪的设立旨在加强对刑事诉讼中证人的人身权利的保护。对民事、行政诉讼等非刑事案件中的证人使用暴力逼取证言，情节较轻的，不应作犯罪处理。对情节严重构成其他犯罪的，可依法定罪处罚。

4．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和被害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的诉讼地位不尽相同。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使用暴力逼取被害人陈述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暴力取证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证人，对使用暴力逼取被害人陈述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法律未作明确规定。被害人同证人的人身权利应当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对此类行为作犯罪处理必须作出扩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