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一看就知道不是中国移动公司发出的捐款倡议，他让我把钱汇到某个银行帐户。于是，我就给他回了一条短信说：盗亦有道，你们太没有良心了，竟然趁这种民族灾难来骗钱，骗取国民的善良，你们太丧心病狂了!短信发出之后，我觉得还不够，我便用宿舍的座机打过去，很长时间没有人接听，这更加坚定我先前的判断，此人必定是没有良心的诈骗分子，说不定背后还有犯罪集团在操纵。

自从2008年5月12日下午，四川发生不幸的地震以来，全体中国人，甚至是全球人类都伸出援助的双手，献出善良的爱心，纷纷向灾区人民捐款捐物，有的甚至行动起来，亲赴灾区参与各项救援工作，赢得了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赞赏和好评，也为我们国家的灾难救助工作贡献了自己一份力量。

可是，也有这样一小小部分人，竟然利用民族灾难和人类善良的心灵，企图大发不义的国难之财，他们通过摆摊设点、网络短信、粘贴广告等方式，纷纷伸出他们邪恶的双手，利用人类的善良，骗取国民的爱心和财富，积累他们不义之财，这种行为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关注和警惕。

在刑法理论上，虽然这些人在客观上可能骗不了多少钱，造成国民的法益侵害或者危险比较小，但他们的主观恶性实在太恶劣了，在刑法上的可谴责性实在太大了。他们已经完全破坏了一个社会存续的伦理底线，基本上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基本规范，俨然成为刑法上的敌人(敌人刑法理论是德国著名刑法学家雅格布斯的一贯主张，并得到了国内刑法学者冯军教授的支持和传播)，成为全目前中华民族最大的公敌，应当对这种人加以强烈的谴责，在伦理意义上，应该将这些人从社会中清除出去，剥夺他们社会成员的资格。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普通的诈骗罪没有死刑，最高只有无期徒刑，因此，即使再恶劣，危害再大，也不能判处死刑，但是，鉴于其很强的主观恶性，挑战社会的基本规范，应该成为日后判处这类诈骗罪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因为，毕竟刑法的伦理色彩非常浓厚，民法上的合同欺诈与刑法上的合同诈骗罪之所以不同，关键不在于他们对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法益的侵害，更主要的是在于二者在主观上的可谴责性不同，前者在主观上具有的道义可谴责性比较小，而后者则比较大，主观恶性的差异才是决定他们之间界限的最根本依据。因此，趁灾诈骗也好，还是趁灾实施其他违法犯罪也罢，法官在量刑的时候都应该从重处罚，这也是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刑罚裁判中的贯彻和体现。

当我把我观点和主张告诉我妻子的时候，平时在我身边耳闻目染刑法理论的她，竟然对我表示，我非常赞同你导师关于敌人刑法的观点，这类人应该判处死刑，因为她不知道我国刑法在普通诈骗罪上没有死刑。但是，她的普通法感觉告诉她，趁灾诈骗反映了一个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理应成为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对此，我深以为然。

岂止是趁灾诈骗，趁灾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都应该从重处罚，这不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道德的要求，更是人类良知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