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过去20多年地方政府在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目标的诱导下，不断通过土地征用获取租金最大化，其后果不仅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大量抗争活动，而且还威胁到中央政府的粮食安全目标以及社会的公正和稳定性。为此，中央政府在过去10多年以来做出积极的回应，一直试图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以及农民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在中央政府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之下，地方政府对土地征用的范围、规模以及审批权限乃至土地出让收入的支配权益等都被中央政府明显地削弱了。中央政府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具性的，对农民土地的赋权本身不是中央政府追求的直接价值目标。关于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方向，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发现：土地私有化的逻辑是存在缺陷的。

关键词：土地征用；寻求租金；农民抗争；粮食安全；关系互动

＊本文在写作过程及多次学术沙龙讨论中得到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张乐天教授、刘欣教授和潘天舒博士的评论和建议；文章还在2008年9月浙江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论坛上宣读，得到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曹正汉等教授的评论和修改建议，在此一并致谢。但文责自负。

一、引言：问题与文献

对农业土地的征用为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规模的非农建设用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中国的土地征用制度过去一直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由裁量和控制权，对于地方政府征地的依据缺乏明确的或可操作性的界定，在缺乏有效的监管约束下征地过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量的问题，如征地权滥用、征地程序不规范，征地范围随意放宽，而补偿标准低，并且对农民的参与性和安置措施缺乏有效的解决机制。所以，中国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焦点，已有的文献对现行的土地征用的依据、补偿标准、征用程序以及相关的权力安排问题提出了广泛的批评与讨论。这些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首先，讨论最为深入的是土地补偿标准或征地价格决定方面的问题。其研究路径是运用经济学的价格规制模型或博弈论模型讨论最优土地征用量与征地价格的决定问题（曲福田等，2005；张宏斌，2001；钱忠好，2004）。价格规制模型暗示了农用土地边际收益与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相等时可以决定土地征用量，但是由于标准的价格规制模型是以产权的清晰界定和市场的存在和良好运作为前提的，这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将博弈论嵌入到价格规制模型之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策略互动关系，即当农民的反抗成为可置信的威胁时，政府将被迫把征地价格选择在弥补农民的机会成本的水平上（雷震、邢祖礼，2006）。但是，总体上这类演绎模型还只是对土地征用的现实世界的一种近似的抽象，其隐含的诸多条件及其现实含义并没有得到清晰的阐释。

其次，对土地征用依据或合法性的规范性研究。政府为什么要征用农用土地？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政府利用公权力征用农用土地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但是由于缺乏对公共目的或利益的清晰界定，政府会滥用对土地的征用权（张永良等，1999；李海鸣、詹明，2001）。于是一些研究干脆认为政府征用土地的动机本身就不是为了公共目的，而是为了寻求租金最大化或者为了促进国家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进行的资本积累（黄小虎，2002；周其仁，1994，2004）。客观上规范性研究的限制在于要区分出政府争地的动机是为了公共利益还是寻求租金是十分困难的，并且，这两种动机有时是并存的，即政府可能会拥有多重政策目标和行为动机。

再次，对土地征用方式以及相关权利关系制度的规范性或实证性分析。陈利根等（陈利根、陈会广，2003）从政府征用土地的成本和收益角度对土地征用权滥用、征用范围过宽以及征地补偿不合理等问题作了一个法经济学的解释，认为由于征地的强制性买卖关系没有得到承认，征地的补偿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府强加给农民的法定义务。其中，关于土地征用方式及其相关权利关系的规范性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改革现行土地征用方式的政策建议。如对征地补偿的程序（具体执行与补偿告知以及救济途径）应明确化，并增加听证规则（池添雨，2004）；规定农民直接参与征地决策与实施的全过程（朱林兴，2004）；甚至干脆主张取消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让土地的权利和收益享有权，而让土地的受让方直接与农民谈判或交易（党国英，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