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述，基于运输毒品行为自身的特殊性，对单纯性的运输毒品犯罪分子的处刑与走私、制造、贩卖毒品犯罪分子应有所区别。但是，对于不属于以上所说的单纯性运输毒品的行为，而是运输毒品的组织指挥者、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毒枭、累犯、毒品犯罪的再犯、武装掩护或者暴力抗拒查缉的、参与有组织的国际毒品犯罪的、以运输毒品为业的、多次运输毒品的，就应当与走私、制造、贩卖毒品适用相同的死刑数量标准。

毒品数量不是毒品犯罪量刑的唯一标准，在对被告人量刑时，特别是在考虑是否判处死刑时，还要全面综合考虑犯罪已造成的危害后果、被告人主观恶性大小等具体情节，不能仅凭数量，将量刑活动机械化、简单化。随着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少用、慎用死刑已是一种必然趋势，特别是运输毒品案件，在最高法院还没有规定明确的死刑数量标准之前，适用死刑更要慎重。有人主张要严格控制运输毒品罪的死刑适用，[3]笔者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在审判实践中，要正确、充分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限制运输毒品罪的死刑适用，要彻底消除唯数额论对死刑适用的影响，充分运用死缓来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对毒品数量已达到原来掌握的判处死刑标准，但具有下列情节的一般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初次犯罪即被抓获，毒品没有流向社会造成后果的;

2、抓获时毒品数量没有达到死刑标准，加上被告人坦白交待后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了判处死刑标准的;

3、毒品大量参假，毒品含量较低或者极低，没有其它从重情节的;

4、因特勤引诱毒品数量才达到判处死刑标准的;

5、毒品数量刚达到死刑标准但是刑事责任分散，难以区分主从犯的;

6、因同案人在逃，致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不能确定的;

7、家庭成员共同犯罪，其中罪行较轻的;

8、新类型毒品没有明确具体的量刑数量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