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刑事立法对金融犯罪的规定相对分散。即使在法典化国家，金融犯罪也很少集中规定在刑法分则某一章节中，这反映了这是金融犯罪的复杂性。例如，伪造票据罪的破坏性主要表现在危害社会公共信用，虽然其行为也会造成合法财产的损失，但相对于票据诈骗行为，它对合法财产的危害性要小得多，因此，将二罪分别规定于不同的罪群中也是自然的。

与外国对金融犯罪规定不同，我国在现行刑法典中对金融犯罪集中加以规定。1995年《关于惩治严重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的决定》以单行刑罚的形式对金融犯罪集中规定。从制定一部统一完备的刑法典出发，那些未被1979年刑法规定的金融犯罪必须予以吸纳。这种吸纳并非简单地予以立法合并，而是在吸纳的同时，进行立法分类，如将金融犯罪作为独立的犯罪类型加以规定。从总体归类上看，金融犯罪纳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从内部结构分类上看，金融犯罪分为两大类，一是破坏金融秩序罪，二是金融诈骗罪。

我国刑法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规定的金融犯罪都是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为前提的。第三章金融诈骗类犯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扰乱金融秩序又侵犯合法财产利益。从客体的不同特点出发，将金融犯罪做如此分类是科学的。另一方面，将金融诈骗独立成节，使其与普通诈骗罪相区别，以体现立法对此亚类犯罪的重视和否定性评价。同时，金融诈骗类犯罪具有共同的特征——诈骗，这亚类犯罪包括八种具体的犯罪，因而，具备了作为一亚类金融犯罪的条件。这种分类基本上为我们认识金融犯罪提供了总体轮廓，但其分类仍需要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