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支持以死刑报应与预防犯罪，而民众的这种观念形成社会中刑事司法活动的观念基础，那么，我们可以说，某个国家可否废止死刑，基本上取决于社会的实际状况，要看民众能否理解，社会经济文化等能否适应。因此，应否全面废止死刑，属于社会是否适应问题。具体而言，包含三方面的问题：

1、民众心理的适应。

有论者认为，对死刑存废的认识，属于社会心理的一部分，与个体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在废止死刑的情况下用自由刑能否满足意欲消灭罪犯生命的被害人复仇、安全心理需要？这是普通民众对废止死刑的首先诘问。尤其对我国而言，民众强烈的报应心理就为死刑的废止设置了维持报应难题。这不是死刑废止论通过理性的思辨与论证能够回答的，而是要依赖于社会文化的疏导、人际关系的改良。

2、社会安全机制的适应。

民众希望有生命安全、安定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不希望任何犯罪出现。人们难免依赖死刑来打击暴力犯罪，维护良好治安。这就为废止死刑带来社会治安难题。因此，在死刑废止后，社会用什么有效地保持对暴力犯罪的威慑？这是普通民众对废止死刑的第二个诘问，也反映出社会为保全自己应采用何种手段才是有效、必要的问题。这要依赖于人类社会在发展中不断探索社会安全机制的完善与健全。

3、社会管理手段的适应。

客观而言，对罪犯的改造是个复杂的社会工程，犯罪人的完全改善有一定的难度。这就为废止死刑带来罪犯矫正的难题。而且，对于统治者而言，如果废除了死刑，用什么来有效地维持对社会的统治？尽管这不是民众所关心的，但却是统治者必然面对与必须处理的问题。单就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来说，只要有统治，就有对统治的不服从。在政治上，公民的不服从具有道德基础、法律精神与宪法的依据、这就形成统治与反抗之间的矛盾，可能表现为暴力的冲突，双方能否避开杀人的手段而不用？所以，虽然犯罪不可避免，虽然对统治总有一定的反抗，但是，对民众而言，总是不希望有任何犯罪发生来威胁或者侵犯自身的安全；对于统治者而言，则总是担心有任何反抗来威胁其统治的秩序。当社会群体能够产生、完善其安全机制，将犯罪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不至于打破民众内心的安全平衡与统治者的自我克制，社会就会对死刑废止逐步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