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融资成本的差异。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各有相应的成本，债务融资成本通常低于股权融资成本。债务利息计入成本，具有节税效用;而股息却存在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双重纳税的问题。而且发行债券的企业可以利用外部资金扩大投资，增加企业股东收益，产生杠杆效应;而在股权融资中，新增股东要分享企业的盈利。因此，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债券融资所占比例远大于股权融资。但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股权融资成本却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股权融资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⑴股利。我国《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并提取利润的5%～10%列入公司法定公益金。公司在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决议，可以提取任意公积金。因此，普通股每股可分配股利最多只能为每股收益的85%。而事实上，我国大多数的公司很少发放现金股利，或者只是象征性的发放，通常是以股票股利的形式发放;⑵公司股票的发行成本。以2001年我国股市60倍的市盈率计算股息率——市盈率的倒数，只有1.67%，低于3年期、5年期的债券融资利率3.78%和4.032%，更低于3年期、5年期的银行贷款利率5.94%和6.03%。⑶股票发行的负动力成本。企业发行新股会稀释原有股东的股权比重，从而影响股权激励的效果，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独有的股权结构导致激励的效应并不明显，所以，这种成本在我国现在基本不存在。因此,股权融资成本的相对低下就成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直接动因。

2、制度和政策的不合理。我国监管机构对股票发行的额度控制、审批制形成一种制度惯性，企业发行股票的风险一部分由国家信用承担。上市公司把配股、增发新股等当成对其经营业绩好的一种奖励。于是经营者不顾融资成本、不顾企业价值。制造出好的、符合配股或增发新股的业绩来。此外，对上市公司考核制度不合理，上市公司管理目标应该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但我国依然习惯以税后利润指标衡量企业经营业绩，税后利润指标只考查了债务成本，未能考查股权成本。这就使得股权融资成本是一种软约束带来的软成本，相比之下，债务融资是一种硬约束。所以，公司总是厌恶债券融资而偏好股权融资。

3、公司治理的不完善。我国的上市公司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引入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在否定、改造计划经济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被嫁接到企业中去，并被赋予改革国有企业的使命。为了不动摇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在股权结构安排上引入了国有股、法人股和公众流通股，其中国有股处于绝对控股的地位。而国有股缺乏人格化的产权主体，无法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而分散的中小股东存在严重的投机性和搭便车行为，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这就使企业的融资方式更多的体现经理人的意志，如果采用举债融资，将导致破产概率增加，经理的非货币性收入就会减少，同时还有还本付息的压力，可能使自由现金枯竭，因此，经理人越不想承担风险，越偏好于股权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