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害人谅解的概念及其从轻处罚的依据和意义

被害人谅解是指被害人或其家属因被告人认罪悔罪、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或其他正当原因，而对被告人表示谅解。司法实务中，因部分犯罪的直接被害人已经死亡或丧失表达能力，故谅解的主体既包括被害人，也包括被害人的家属或监护人。谅解的原因多种多样，一般是被告人认罪悔罪、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提供生活帮助或履行其他民事义务，使被害人或其家属获得一定的物质补偿和精神安慰。谅解的形式分为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既可以由被害人提交书面谅解意见，也可以当庭口头向审判机关表达谅解意见。谅解意见一般应载明被害人谅解的原因及同意或请求司法机关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等内容。

毫无疑问，赔偿损失有助于补偿、挽回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认罪悔罪、赔礼道歉有助于抚慰被害人遭受的精神创伤，均能有效减轻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此同时，认罪态度、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还能从不同角度反映被告人有良好的悔罪表现，从而降低其人身危险性。基于被告人认罪悔罪、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往往是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前提条件，因此，取得被害人谅解间接意味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已得到降低，必然会对量刑产生影响。

我国现行刑法虽然并未将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规定，但因被害人谅解而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并不违反刑法第61条规定的量刑指导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规定，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第40条规定，对于刑事自诉案件，要尽可能多做化解矛盾的调解工作，促使双方自行和解。对于经过司法机关做工作，被告人认罪悔过，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从而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由被害人撤回起诉，或者对被告人依法从轻或免予刑事处罚。第41条规定，要尽可能把握一切有利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结案的积极因素，多做促进当事人双方和解的辨法析理工作，以更好地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努力做到案结事了。要充分发挥被告人、被害人所在单位、基层组织、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和近亲屑在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的积极作用，协调各方共同做好调解工作，尽可能通过调解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并以此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的谅解，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所以，《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将被害人谅解作为酌定从宽量刑情节之一。

二、被害人谅解的从宽处罚幅度

《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谅解的原因以及认罪悔罪的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在具体案件中如何掌握被害人谅解的从轻比例，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犯罪性质及罪行轻重。如前所述，被害人谅解只适用于有具体被害人的案件，一般多见于故意伤害、杀人、交通肇事、抢劫、盗窃、诈骗等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在不同犯罪类型中，被害人谅解对量刑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一般而言，单纯的侵财犯罪，或者因婚姻、家庭、恋爱、邻里琐事等民间矛盾激化而引发的侵犯人身权利犯罪，或者刑事自诉案件，因被害人及其家属表示谅解能较大程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其量刑意义更大，可以较大幅度地从宽处罚。与此同时，还要根据罪行的轻重来确定从轻处罚的调节比例，罪行严重的被告人其从轻处罚比例一般不得适用最高比例，以避免罪行越重者所得量刑越大的不良现象。

2、谅解原因及真实程度。司法实践中的被害人或其家属表示谅解的原因多种多样，不仅限于被告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认罪悔罪、提供生活帮助、社区义务劳动等正当原因，还有迫于被告人势力、威胁或因生活困窘而被迫接受不足额赔偿，但仍表示谅解等情况。在具体掌握时，应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对于被害人基于正常原因而真诚谅解的，可以较大幅度从宽处理;对于被害人虽表示谅解但谅解的真实程度不高的，应严格控制从宽处罚幅度。

3、认罪悔罪程度。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往往是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在犯罪较轻或初犯、偶犯的场合。因此，在把握被害人谅解的从宽处罚幅度时，还应注意考察被告人认罪、悔罪的程度。对于被告人认罪、悔罪程度不高，仅仅是因为足额赔偿而获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一般不予适用较高的从轻量刑比例。

综上，各地法院在掌握被害人谅解的从宽处罚幅度时，可以根据上述情况，分别确定具体的从轻处罚比倒。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规定：对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谅解的原因以及认罪悔罪的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对于困婚姻、家庭、恋爱、邻里琐事等民间矛盾激化而引发的犯罪，或者单纯的侵财犯罪，或者刑事自诉案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上述幅度内适当提高从宽量刑比例。

三、被害人谅解与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退赃、退赔等量刑情节并存时的适用

基于被害人谅解的原因多种多样，实践中不乏被告人虽未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或退赃、退赔，但被害人同样表示谅解的情况，故《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将被害人谅解作为单独的量刑情节。但当被害人谅解与退赃、退赔、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等量刑情节同时具备时，应如何把握被害人谅解的从宽幅度呢?我们认为，退赃、退赔、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是促使被害人谅解的主要原因时，对被告人的从宽幅度应适当控制，一般不宜同时适用最大的从轻处罚比例。

在没有涉嫌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一般可以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法院会根据实际情况对犯罪嫌疑人酌情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