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若干重要问题，包括是否增加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及禁止双重处罚这三项原则，理论界内部、理论与实务界之间尚未达成基本一致的共识，尚需进一步研究。确立这三个原则应当是正确的，但如何体现到操作中则分歧很大，无罪推定与反对强迫原则基本上不是本土原则，而是域外原则。如何在制度上、程序上体现这些原则各国做法不一，贯彻相应的原则还要考虑具体状况。比如若立法上确定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就应当规定沉默权，但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在短期内很难做到，而实务中也还没有共识。可能的结果是，抽象规定这些原则，但具体制度难以贯彻，在实践中更无法执行、操作。在这里，应当反思如何处理这种问题。需要考虑我们所探讨的问题是否已达成真正的共识、具体的共识、可操作的共识，而不是一种各取所需、各自解读的共识。

进而言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立法上可以规定，但具体到这一原则包括哪些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保障制度，需要在未来的研讨中继续需求共识。该原则很难在实践中杜绝所有的强制性措施。应当认识到，硬性的刑讯逼供必须避免，而软性的刑讯逼供也应当予以关注。再比如无罪推定原则也是与一系列制度相关联的，如保释制度，如果仅规定抽象的无罪推定原则，而实践中仍然维持较高的审前羁押率，该原则的规定也没有太大意义，因此该原则也需要更为具体的制度支撑。

关于公诉制度，1996年刑事诉讼法免予起诉制度的取消在当时是有正当性的，但时空条件正在变化，在目前中央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不起诉制度的改革可以考虑通过部分扩大不起诉裁量权，实现审前分流。

律师制度的改革应当关注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援助的范围比较窄，应当进一步扩大。与其花大力气规定律师在侦查中调查取证权（这一点根据国外专家的看法在大陆法系是很难行得通的），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建立国家法律援助制度，这一点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给被追诉人更多、更实在的保护。

《人民检察》2007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