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采购活动中，政府采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虽然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具体的采购过程中，采购主体往往享有一种准司法行政权，对采购程序中的许多事项享有完全自由的裁量权，比如：审查确定供应商资格的权力、选择和确定采购方式的权力、选择和确定采购程序的权力、选择和确定评标专家的权力、选择和确定评标方法和过程的权力、选择和确定中标供应商的权力等，这些自由裁量权力是任何供应商所不具有的。基于此，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普遍认为，公共采购活动中的供应商是弱势群体，国际上的政府采购立法在救济程序方面都非常重视对广大供应商的合法权益给予倾斜保护。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六章虽然有所体现，但还是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行政规章限制了供应商选择救济的权利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52条、第55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从立法宗旨来看，现行法律在权利救济方面，赋予供应商许多可供选择的权利，而对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以及行政主体所应承担的义务作了许多强制性规定。可见法律赋予供应商的救济权利远远大于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也大于行政主体。

然而，我国财政部出台的行政规章却限制了供应商自由选择的权利。设立质疑前置程序，即质疑供应商维权提起投诉之前不得不经过的阶段，否则财政部门就不受理投诉。2004年8月11日，财政部出台并于同年9月11日实施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供应商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由于有了质疑程序这一前置阶段，无形中增加了投诉供应商有效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间长度和累赘。在质疑程序前置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受理投诉案件以质疑程序的经过为前提条件。根据《招标投标法》第65条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即采购主体）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我们从这一法律条款中不难发现，投标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提出异议，也可以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究竟选择哪个部门来处理争议，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投标供应商的手中。可见，《处理办法》中的质疑程序前置与我国的两部上位法所规定的内容都发生了冲突。

现行法律在救济时效方面存在的缺陷

政府采购救济时效，是指政府采购活动中的供应商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请求权，即丧失依照法定的救济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这里的时效也就是时间的效力，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继续达一定期间，即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下面是一起政府采购主管机关以投诉超过法定期间而不予以受理的政府采购争议案。2004年12月8日，北京市财政局对一起政府采购投诉案件作出不予以受理的行政决定。其主要内容为：2004年11月3日，投诉人深圳市神舟电脑有限公司因对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学设备购置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有异议，依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向采购主体提出质疑。2004年11月8日，在法定7日答复期限内，采购主体对质疑供应商神舟电脑公司的质询事项作出答复意见。投诉人不服该答复意见，于同年12月1日向首都师范大学教学设备政府采购活动的主管部门北京市财政局提出书面投诉。财政局对投诉书的落款日期和其他材料经过审查后认为，根据《政府采购法》、我国财政部《处理办法》的规定，投诉人应在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内，即在2004年11月29日之前向财政部门提出投诉书，递交相关书面材料，但投诉人在第17天才向政府采购的主管部门提出投诉，神舟电脑公司已经失权。因此，北京市财政局对于神舟电脑公司的政府采购投诉事项决定不予受理。

笔者认为，《政府采购法》关于供应商权利救济的法定期间实际上是无穷期限，无论是质疑供应商还是投诉供应商，都享有永久、无穷尽的质疑期限，不存在失权的问题。我们从质疑、投诉的法律条款来看，供应商所享有的权利是可以，而非应该两字。供应商可以在7个工作日内提出质疑，也可以不在7个工作日内提出来；可以在15个工作日内提出投诉，也可以不在15个工作日提出；这是供应商的权利，而不是义务，任何人均无权力剥夺供应商所享有的这些权利。法定期间倘若是应该履行的期限，就没有任何自由选择余地和空间，我们必须遵守。

供应商向代理机构提出质疑的救济时效

我们知道，政府采购通常都是由以营利为目的的招标公司或者非营利的采购中心进行代理的。我国《政府采购法》第54条规定，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采购的，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询问或者质疑，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照本法第51条、第53条的规定就采购人委托授权范围内的事项作出答复。这里，对于采购代理机构帮助委托人也就是采购人来处理争议，法律的规定是明确的。但是，从《政府采购法》第六章质疑与投诉中的所有条款，我们看不到供应商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的法定期间。尽管笔者在前述第一个问题中提出了质疑投诉救济时效所存在的种种缺陷，但毕竟还是有7个工作日或者15个工作日的规定。相对而言，供应商一般都会在7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然而，大量的政府采购事务还是由招标公司或政府采购中心代理完成的，与供应商发生争议最多的还是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供应商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救济的法定期间，也就意味着供应商在若干年后都可以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这样一来，政府采购中的权利内容将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当然，发生这种救济情况的概率毕竟非常小，但只要存在着这样的真空状态和法律缺位，随时随地都会有发生的可能。故笔者认为，作为一部严谨的法律，对于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必须考虑到防患于未然，应该要有相对应的法律条款，以预防可能发生的事情。（33）

（注：本文为《法治下的政府采购》一书中的系列连载文章，作者谷辽海为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