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量化”的考核方法是恰当的，可以便于管理和目标化，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些量化式管理显然有悖常理，但是因为被纳入了考核机制，如果完不成任务，相关当事人便会受到处罚。就这样，“量化”这个管理方法被滥用，相关当事人在政策的胁迫下，不但替政策的制定者背上了黑锅和骂名，而且自身权益也受到了侵害。这又何尝不是“量化”本身的悲剧。

事实上，在上级卫生部门最新一轮的考核中，郑州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仍然没有完成任务，按照文件的规定，这将会被扣分和督导。分析该事件本身，从大的层面看，全国各地将重性精神病的管理治疗纳入基层疾控体系，为制定相关政策而统计数量，是一件值得赞颂的事，但是在统计时，一定要实事求是，切实可行。

筛查精神病人居然也要搞任务摊派，找不到重性精神病人就完不成任务，就会影响到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在见多了各种任务摊派的中国，这样的新闻难免会被归为“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愚蠢”。显然，这样的工作方式是令人遗憾的；尽管纳入考核客观上会让基层社区医院更加重视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但粗暴简单的任务考核，却事实上造成了“强拉精神病人凑数”的笑话。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将重性精神病的管理治疗纳入基层疾控体系，其实是非常必要的。这既有利于精神病人得到更好更及时的治疗，同时也有助于减少类似精神病人伤人事件的发生。对很多家庭来说，家里有一个精神病人是家庭不能承受之重，很多精神病人得不到亲人的有效照顾，要么用铁链锁在某个阴暗的角落，要么则任由其在社会上流浪自生自灭。精神疾病不像一般的病症，对患者而言是一个绝对的悲剧，对社会而言又是一个潜在的隐患，非常需要政府部门进行有效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