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极大发展，GDP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人均收入增长了5倍，非国有经济已经占GDP的60％左右。这种史无前例的发展中，开放政策，尤其是外贸和吸引外资政策的作用举足轻重。在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根据WTO的有关协定，随着准入限制的放宽，外资将以更大规模进入我国更多的领域。

一、我国FDI政策的巨大成功

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在1970年代末几乎为零，但90年代后半期达到年均400－450亿美元。尽管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1999年进入我国的FDI有所减少，但2000年外商对中国入世的预期使FDI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从占GDP的比重看，FDI目前已接近5％，而且90年代后期吸收的FDI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约占流向发展中国家FDI的25－30％。在我国利用外资的结构中，FDI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79－1991年，FDI占全部利用外资的29.32％，1992－2000年则为73.59％。如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用外资相比，我国无疑是最成功的：90年代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资中，FDI不到一半，占GDP的比重分别只有1.8％，我国FDI占GDP的比重已接近5％。

二、成功背后的问题

1.繁杂的激励税制

相对国内企业而言,针对涉外企业的税收是建立在激励机制上的,尤其是公司所得税。在我国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先是建立经济特区，接着是沿海开放城市，还有各种各样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在这些特别区域里，各自的税制都有所不同，我国的优惠税制变得越来越复杂，各区域的税收权限也不完全一样，使得透明度也成了问题。成为WTO成员后，这个繁杂且透明度不高的激励税制越来越成问题，因为某些激励性财政税收措施是不符合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和禁止出口和进口替代补贴原则的。

名义关税的大幅度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但名义关税与实际关税之间的巨大空间，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巨额的租金，相当部分的关税通过各种减免分流到不同的利益集团，成了寻租的收益，国家不在受益者之列，却背负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名声。

以优惠政策为特征的吸引外资政策，使中国成为吸收FDI的第二大国。但这种激励机制具有随意性，非统一性和非公正性（胡鞍钢语），造成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政策性寻租等消极因素。

2．资本外流严重

我国吸收FDI的巨大成功里也有一些别的因素，如数据的水分以及假外资。所谓的假外资，指的是国内资金在境外绕一圈以FDI的形式回到国内的投资，从而获得外资所拥有的税收、关税以及其他政策优惠。繁杂的外企激励税制是一些内资外流再以FDI形式回流的主要诱因。但绕圈回来的这部分假外资究竟占多大比重很难有明确的答案。前些年的一些国外研究者估计在1992年占了进入我国的FDI的近四分之一，而且这种另类FDI的规模有扩大的趋势。整个90年代,流入中国的FDI大部分来自香港。香港方面的统计资料表明FDI有许多是通过境外金融中心百慕大、维京岛进入中国大陆的。

外流资本的具体数额，有多种说法，有估计1997－1999年间累计近1000亿美元的，也有估计530亿的。从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也许又会是另一番景象。2000年我国外贸顺差为241亿美元，FDI约为400亿，但外汇储备仅比1999年增加93亿，差额高达550亿美元。这么巨大的不知去向的差额很难纯粹计入误差与遗漏项下。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在整个90年代都是负数，而且一年比一年大（见表3），说明私人资本一直在外逃，且这种外逃主要不受经济规律的支配（如资本收益率），而受特殊政治规律的支配，也就是说一部分暴富阶层因其致富手段的不正当性而将资本转移境外，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以FDI身份再回来。

3．地区分布的极不平衡

我国的FDI政策对扩大沿海和内地省份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差距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起始阶段，让一部分人或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无可非议的，但在政策面上，长期的有区别对待并非制度建设的好事。根据外经贸部的外资统计，2000年我国吸收的FDI中，东部地区占了85.8％，中部地区为8.78％，西部地区只有5.42％。广东一省到2000年为止，吸收的FDI占了全国的28％多，广东、上海、江苏、福建、浙江和山东这五省一市占了全国的70％以上。由于沿海地区具有良好的地缘优势，再加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予以的优惠政策，有效地吸收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与此相反，内陆地区投资环境相对不利，在吸收FDI方面竞争力不足，这就扩大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包括人均FDI的投资差额。

FDI的流入一方面可以增加资本投入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在整个90年代，FDI对我国GDP的贡献约有0.4％。在一些引进FDI很成功的省份如广东，其贡献率更高，约为4％，中西部地区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在提高要素生产率方面，FDI在90年代的贡献为年均2.5％，同样的，这一贡献率在沿海省份远高于内陆省份。FDI直接间接地创造了就业机会，在涉外企业1991－1999年间的就业人员增加了4倍，在沿海省份，外企的就业人员甚至可达就业人数的10％，如广东、福建、上海、天津等，但对西部地区的贡献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一般地说，FDI对流入与流出国都是有益的，尤其是对流入国，正面作用更大，但也有负面作用，其中之一就是扩大地区差距。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FDI绝对值对GDP的影响较小，而弹性较大，FDI和GDP的关系主要是指数关系。在90年代后期，FDI的存量较大，流入增长幅度较小，FDI绝对值对GDP的影响减少，说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对FDI的绝对值依赖低于西部。如果要提高FDI的使用质量、提高其边际效益，应该将FDI政策倾斜向中西部。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