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程序各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因违反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程序义务，或未履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程序职责，或不当行使刑事诉讼程序权力(利)侵害诉讼参与人的程序权利或国家正常的诉讼秩序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与其他实体法律责任相比较，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1、刑事程序法律责任发生的时空特定性

刑事程序法律责任是存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因违反刑事诉讼程序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如果从具体的个案来分析，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程序自侦查立案启动，至刑罚执行完毕终结，亦即刑事程序法律责任必须是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法律责任。如果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发生的行为，尽管从行为的表面样态来分析，该行为与刑事诉讼程序违法行为并无二致，但是，由于其并不是发生在刑事诉讼程序之中，因而不属于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如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罪(暴力逼取证言罪)是指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行的犯罪，是一种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程序违法行为;而公安机关警察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对治安案件中的违法行为人所实施的暴力行为就不能构成刑讯逼供罪，也不属于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

2、刑事程序法律责任构成主体的多样性

在当前的刑事程序违法理论研究中，学者们更多的是将目光投向国家司法机关的程序违法行为，而忽视了其他参与刑事诉讼的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程序违法之事实，如陈瑞华教授认为，所谓程序性违法，主要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同、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程序，侵犯公民的诉讼权利，情节严重，这样一种违法性行为，我们称它为程序性违法[15]。笔者认为，在研究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这一问题上，主要应当研究国家司法机关违反刑事诉讼程序规范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是，也不能忽视对其他诉讼参与人违反刑事诉讼程序规范时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的研究，如对证人不履行其作证义务时的法律责任问题。因为，不仅是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刑事诉讼法律程序规范，而是所有的参与刑事诉讼程序者，都受到刑事诉讼程序规范的制约。

3、刑事程序法律责任内容的复合性

在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研究中，法律责任内容基本上就是实体法律责任的代名词，无论是第二义务说还是不利后果说，都将法律责任的内容概括为：制裁、强制与补救，表达的是通过对违法行为人进行制裁、或者强制达致对因违法行为而利益受到损害的人进行补救的实体目的。可以说，这样的法律责任理论研究都还未超出法律责任即实体法律责任的理论窠臼。而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与实体法律责任相区别的重要方面就是其内容不仅包括以实体法为依托的实体法律责任，如刑事制裁、经济制裁与补偿、行政制裁，而且还包括诸如非法证据排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等程序性的法律后果，甚至是实体法律责任与程序法律责任的复合，如对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刑讯逼供行为，根据《刑法》第247条规定，对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对于刑讯逼供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非法证据排除，这便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法律责任。因此说刑事诉讼法律责任内容是诸实体法律责任与刑事诉讼程序性不利法律后果的结合，并以其程序性后果为主要内容。

4、刑事程序违法行为主体与责任承担主体的统一与分离

刑事诉讼程序违法行为主体包括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工作人员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等刑事诉讼当事人与其他刑事诉讼参与人。但是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的承受主体却时有与违法行为主体相分离的情形，当违法行为主体是刑事诉讼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个体时，其与程序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是相统一的，但是，当刑事诉讼程序违法行为主体是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时，有时，或者说更多的时候是程序违法行为主体与程序责任承担主体的分离，甚至当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的内容为程序性不利后果时，我们却发现程序法律责任承担主体的缺失。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程序违法现象集中所在，线性刑事诉讼构造模式使得侦查在刑事诉讼中成为独立于起诉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程序，指导侦查人员进行侦查实践的更多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论，而缺乏一种价值论意义上的方法论为指导，在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则不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社会实践，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论上的国家治理活动。在当前的刑事诉讼构造模式之下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是侦查活动的核心，也是其首要任务，其结果是造成侦查与起诉之间的脱节，或者说侦查无视起诉之程序要求、证据要求，侦查机关与公诉机关之间未能形成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个胜诉利益共同体，公诉机关的法庭败诉对侦查机关不能形成有效的心理制约，甚至是检察机关在法庭公诉中因证据瑕疵或侦查机关的程序违法而败诉，而侦查机关却正在为承办该案的侦查人员请功授奖。亦即，在这种情形之下，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是刑事诉讼程序违法的行为主体，但却不是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如果我们将公诉机关拟制为公诉胜诉利益之承受者的话，在侦查机关程序违法之时，公诉机关也就成了刑事诉讼程序违法之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在侦查与公诉未能形成一个胜诉利益共同体(同时也应当是败诉责任共同体)的情形之下，这种程序违法行为主体与法律责任主体的分离也就缺乏其存在的意义，因为这样的程序法律责任对程序违法行为主体并无任何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