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问题交给道德，法律的问题交给法律，混淆法律与道德会造成审判活动的不确定性。遗嘱人有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并不说鼓励他“包二奶”。对于“包二奶”的行为，在道德上可以去谴责，但是不可拿法律去干预他合法处理自己私有财产的权利，也不能剥夺“二奶”受赠的权利。混淆法律与道德会造成审判活动的不确定性，将法官个人的意志变成法律。法律原则可以朝符合道德规范的方面去解释，适用基本原则的法院是有级别的限制，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做这种解释，但是作为基层法官，无权做这种解释。

赠遗并未侵犯社会公共利益，为维护社会公德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说法不可取。

虽然法律原则可以依据个案适用原则在案件审理中进行适用，但适用是有严格限制的。社会公德，顾名思义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的。婚外同居是违背了公序良俗，但赠遗并没有侵犯了社会利益，只是触犯了其配偶的利益。法官基于维护社会公德的考虑，弃用遗嘱法的规定而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说辞也是站不住脚的。

只要符合法律的规定，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遗嘱处分自己的私有财产。婚外同居行为和遗赠行为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行为，因为婚外同居不道德而判定遗嘱无效于法无据。只要遗嘱人不是“旨在酬谢其满足自己的性欲或旨在决定或加强这种两性关系的继续”，因婚外同居所引起的赠遗就不违反公序良俗。更何况“公序良俗”并非民法的帝王条款，不涵盖遗嘱继承这一有明确规则的民事行为。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传统家庭之名将婚外将婚外同居对象及子女排除在遗嘱外，也都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