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的记者在采访全国两会时，发现一个现象，即香港代表被认为中立、敢言，被各方寄予厚望，所以在会议期间特别忙碌。有内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对香港的代表说，有些建议他们不方便提，希望香港团能多提。

此前，参加两会的张维庆委员就表示，从当副省长起，做高官已经20多年，但是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吉林省延边大学校长金炳珉则表示，在“两会”上讲真话一点都不难，但正如中国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所说，“有时候真话不能全说”，在“两会”讲真话需要很高的技巧。不过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倒是直白的讲了一句真话，没用什么技巧：“检察长应该是接受人大监督的，怎么又可以是人大代表?司法机关、检察机关要定期向人大做报告，接受监督，怎能既是被监督者，又是监督者?有些市长既是市人大代表，又是省人大代表，还是全国人大代表，这种现象也要大幅减少。”

讲真话有利于国家和集体，但对个人却不见得就是好事，尤其当你讲真话要针对的政府官员正好坐在你对面时更是如此。要避免这样的尴尬，让两会代表委员畅所欲言，让政府听到尽可能多的真话来改进工作，人大降官员代表比例的工作就应提上议事日程。

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趋势，尤其是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人数偏少，而官员代表的数量却在增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也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人大职能的发挥。

人民代表大会中如果官员代表过多，将会挤占其他各阶层的代表名额，使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大打折扣，尤其堵塞来自基层的声音。同时，让官员代表去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就难以避免“自己监督自己”，“下级不敢监督上级”，“平级客客气气”等情况发生，“讲真话难”、“讲真话需要很高技巧”等问题就会一一登场。更重要的是，相当数量官员代表参与立法和决策，本身就会造成立法权与执法权的混淆，决策权和执行权的混淆，影响立法的公正性和决策的科学性。

好在本届人大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案草案，新增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相信随着基层代表数量的增加，官员代表的比例过高问题能够得到切实解决。

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基层的深圳南岭村社区居委会主任张育彪说，“基层代表增加，官腔就会减少，民腔就会增加，这是民主的进步。”今天，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不正需要更多敢讲真话的民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