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贵

一起涉及拆迁补偿款分配的民事案件，庭审结束后的一年时间，突然出现八份由中办某局加盖公章的函件，对已发生拆迁一年多的公房，反复给户口迁出拆迁房三十多年、未在拆迁房居住、早年享受国家房改政策并取得房权的离休人员具函确认承租协议的效力，被其确认有效的承租协议中的一方当事人已去逝十年，被其确认无效的承租方却居住三十年并一直缴纳房租，在客观事实与主观确认之间，究竟该如何认定相互矛盾的协议效力？党政机关为承租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时，是否有权对已经履行完毕的协议和已经拆迁灭失的公房协议再行撤销或认定无效？

一、案起拆迁：

2009年3月8日北京西长安街道路拓宽工程进入启动程序，位于双栅栏胡同2号院的居民户面临拆迁，为确保此项工程的顺利进展，西城区成立了西长安街道路拓宽及特殊用地拆迁指挥部，被列入拆迁范围的居民户接到拆迁公告，杨军是其中的一位普通住户。此次要拆迁的是杨军承租的公有住房，杨军一家人对政府的道路拓宽工程给予大力支持，积极配合指挥部工作人员入户测量，评估定价，盼望着拆迁后早一些改善居住条件，杨军一家在此居住了三十多年，低矮潮湿的平房生活极不方便，杨军是下岗员工，在房价畸高的京城根本无力购房，只能挤在四十平米的小房里，无论冰冷严寒的冬天还是烈日炎炎的夏日，在一天天的日起日落中熬过艰苦的日子，相信凡是住过六十年代的破旧平房的家庭，都会对居住老旧平房有着难以言表的感受，此次拆迁将带给杨军些许希望。

根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文件规定，承租的公有住房如果遇到拆迁的，公房管理部门必须先行房改，承租人有权以成本价回购房屋，回购后承租人以被拆迁人的地位办理拆迁被偿安置手续。2009年3月10日杨军同原央产房管理单位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订立了《购买单位住宅平房协议书》，2009年4月19日杨军持有此合同与西城区西长安街拆迁指挥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各项手续都办结后，正当杨军申领发放拆迁补偿款之际，杨军的前夫刘某的母亲与妹妹得知拆迁可以得到一笔拆迁款之事，随向拆迁指挥部提出质疑，要求将拆迁款发放给他们，拆迁指挥部随中止了给杨军放款的程序，审核杨军的居住与承租事实，杨军向指挥部提交了全部的合法材料，不料杨军的前夫刘某的母亲与妹妹也向指挥部提交了相关材料，这些材料是其事后为取得拆迁补偿款补办的，拆迁指挥部遇到了少有的难题，同一处被拆迁房，摆在工作人员面前的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一是2009年3月10日原公房管理单位与杨军订立的回购协议，二是2009年4月20日原公房管理单位又就同一处房屋与刘母订立的回购协议，面对完全相左的两份回购协议，依法只能选择一个，争夺拆迁款的家庭矛盾由此拉开。

二、谁是真主：

不管争议何时发生，也不问争议包含多少复杂因素，拆迁指挥部依法只能选择和确定一个回购人，并向其核发拆迁补偿款。

经过拆迁指挥部的认真分析判断，依据北京市房改政策规定，最终确定杨军为唯一被拆迁人，经向原产权单位征求意见，原产权单位出具文件撤销了其与刘母之间的回购协议，拆迁指挥部将拆迁款发给了杨军，事宜至此，似乎该画上句号，难料后来发生的事件更为复杂化。

三、诉辩交锋：

2009年5月25日刘母及刘妹一纸诉状将杨军诉向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杨军退还拆迁补偿款，理由是杨军无权分得拆迁款，刘母是此房的合法承租人，刘妹的户口在此房内，应当取得拆迁补偿款；杨军提出答辩意见，认为原告在诉状中所述内容不是事实，答辩人是合法的公房承租人，具备法定拆迁补偿资格，原告不具备补偿安置法定条件，无权取得拆迁补偿款。

1、答辩人及原告的居住、房产及状况：

答辩人自1981年同刘某某结婚后一直居住在双栅栏胡同2号，近三十年时间，户口于1981年迁入。答辩人曾在北京华奥商厦工作，是一名普通的售货员，2001年退休，收入微薄，答辩人在工作单位自始至终没有得到过任何关于住房方面的福利待遇，答辩人的前夫刘某某没有稳定收入，没有享受过住房福利待遇，刘某某自1978年就一直住在争议房内，在本市没有其他住房。答辩人的女儿1983年出生，一直由答辩人供女儿上学，答辩人还赡养着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老母亲，生活一直处于困境中。原告刘母是纺织部门的离休干部，1978年就搬离到其丈夫刘父在电子工业部门的福利房，户口同时迁出。刘妹是刘母的女儿，1978年随父母搬到翠微路居住，户口一同迁出，婚后一家三口人居住在石景山区鲁谷路的福利房，刘妹自2000年到英国发展，开办有自己的私人诊所，2001年将儿子也接到英国定居，经济条件很好，其户口在答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00年后擅自迁回双栅栏胡同，此次起诉时答辩人才得知此事，原告刘妹属于空挂户，其主张分配拆迁款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2、被拆迁以前争议房的居住情况：

1978年刘父自本房搬走后承诺将双栅栏胡同2号的49、65到69号房安排两个儿子（刘某某、刘弟弟）居住，大儿子刘某某住66、67号两间房，二儿子刘弟弟住65、68、69号三间房，49号房由两家共同使用。此后刘某某和刘弟弟都在此房结婚成家并有了儿女，答辩人是1981年同刘某某结婚后居住此房的，一直到此房被拆迁，居住近三十年时间。1982年刘弟弟的儿子出生后，刘弟弟一家三口人就搬到翠微路，1999年刘父病逝，2000年刘弟弟将居住的双栅栏65、68、69号房同案外人刘同事置换，由刘同事使用刘弟弟位于双栅栏65、68、69号房，刘弟弟换住刘同事位于翠微路3号院楼，换房后刘同事要求变更承租人，面临着分户承租，刘弟弟、刘某某与刘母及家人商量分户更名，当时家人没有任何异议，刘母向刘弟弟提供了刘父的死亡证明和原房屋租赁合同，于2000年5月22日到中央某局办理了变更承租人手续，并将49号、66号、67号三间房的承租人变更为刘某某，将65、68、69号房变更为案外人刘同事，此次拆迁刘同事领取了65、68、69号房的拆迁款，原告及刘弟弟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2004年答辩人与刘某某通过西城区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经（2004）西民初字第811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离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房使用权司法解释规定，调解书第二项内容将西城区双栅栏胡同2号三间房（49、66、67）的使用权确定给答辩人，2004年8月答辩人通过中央警卫局办理变更承租人手续，答辩人承租的三间房中的前排66、67号为里外套间，由答辩人和女儿居住，后排的49号房由刘某某居住。自刘某某承租到答辩人承租，其间九年多时间没有人提出过异议，如果没有拆迁的话，答辩人必然会永久居住，由于发生拆迁，看到有补偿款的利益，原告前来争夺补偿款，不能得到法律支持。法律规定拆迁补偿款的用途是满足承租人的房屋被拆后的购房保障，以确保承租户的基本居住条件，而不是让大伙分掉了事，给被拆迁人留下无房居住的局面，答辩人领到拆迁补偿款后已用于实际购房，如果法院判决分给原告拆迁款，就会导致答辩人居住三十年的房屋被拆迁而失去安身之处，答辩人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能力购房，此款是专用于答辩人改善居住条件，原告无权分配，原告有自己的住房，拆迁发生前没有在此居住，不具备房屋拆迁条例规定的安置补偿资格，其主张分款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