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利用法律程序阻止政府的拆迁过程,以时间换取金钱。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政府行政行为的程序性,政府往往希望在作出征收决定后尽快完成征收工作。此时,被征收人通过一系列法律手段:申请听证、复议、诉讼、上诉等,政府往往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才能如期实施工程。
2。抓住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点,大力追查,向政府施压。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绩诱惑下,政府官员的征收行为在实质上或程序上都会或多或少地违法。抓住这些违规点,要求确认违规并予以取消,无疑对政府的征收过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会对部门负责人的政绩产生负面影响,尽管此时,对政府官员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法院的判决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但打赢官司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即使我们输了官司,也会给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政府往往会提高赔偿金额。这就是所谓的“败诉,赢钱”。三。找到谈判的特殊点,找到政府“多给点钱”的理由,让政府部门有个台阶。
没有任何法律和政策依据的过高价格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得到满足。政府之所以坚守补偿金额的底线,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担心过度补偿会让其他被征收人效仿,形成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找出自己的合理分歧,增加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也为政府的让步找一个台阶下来。
4。“知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体系结构。拆迁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其中不乏专业难点。普通人遇到拆迁时,对拆迁的了解几乎为零。这时,他们应该积极地收集、组织和学习。否则,应该交给专业人员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被拆迁人要有足够的心理认知。一味的激进和鲁莽不仅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且可能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但不激进也不意味着盲目退却,消极应对。如果他们没有表现出一定的反抗意识和智慧,拆迁方就会认为这样的人“软弱可欺”。此时,他们更难获得合理补偿。因此,被拆迁人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拆迁是一种游戏,被拆迁人的野蛮和不理性并不可怕,弱小无助的被拆迁人不必惊慌失措。只要我们了解拆迁的性质,找到合适的方法,积极搜集资料,保存证据,充分利用各种有利资源,理性、有条不紊地与人民群众打交道拆迁,就能取得好的效果,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就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权益。
5。解决征地拆迁问题,要把握好时机和规模。如果时机和规模不够,火灾就不够,效果也不好。如果时机和尺度太高,事情就会反过来,可能导致僵局。因此,在征地拆迁过程中,被拆迁人不应要求过高的价格,也不必被拆迁方宰杀。他们需要不断与政府交涉,抛出橄榄枝,让政府放弃强拆,坐在谈判桌上一段时间。在不断谈判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努力摸清政府的底线,根据我们自己的谈判筹码,我们应该到此为止。
6。解决征地拆迁问题有上访、寻衅滋事、委托律师等多种途径。上访者试图引起上级领导的注意,但这是不正常的解决办法。一般政府官员对这种方式非常抵触,因拦截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层出不穷。小麻烦也许解决不了,但大麻烦对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是有害的。只有麻烦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而此时,很可能得不偿失!律师是最温和的方法,虽然它是温和的,但它是最有效的。律师运用专业的法律知识,采取符合法定程序的手段,通过“打架”或合理合法的谈话来解决问题。这是解决征地拆迁问题的普遍途径,也是最可取的方法。
7、充分发挥法官的调解作用。
在我国特殊国情的背景下,法院在审理征地拆迁行政案件时,很难做到真正的中立、公正,但不能完全否定法官的个人品行,对法官产生心理抵触,这体现在外在的行为和言语上。对于法官来说,与其让法官做出明知违法却没有良知的判决,不如自己能调解解决问题。庭前、庭后,多与法官沟通,督促法官多做政府部门工作,推进调解工作。
8。集体维权中的利益相关者应该团结起来,共同进退。俗话说,篱笆有三堆,英雄有三帮。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我们才能最终成功。在征地拆迁过程中,面对强大的政府和开发商,弱势个体在实力和心理上都无法与之抗衡。大部分被征收人团结起来,拧成一根绳子,这不仅使被征收人增强了抵抗非法强拆的力量,也使被征收人坚定了长期维权的信念,这在现实和原则上都不会是他一个人的心声。
如果您在收集鱼塘时觉得对方给予的补偿过低,可以适当使用本文介绍的方法。当然,是否有效还要看实际情况。如果您对鱼塘税的赔偿知识有任何法律问题,可以在网上咨询我们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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