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律应具有至上性：任何社会都存在法律，但未必有法治。作为与人治相对立的概念，法治意味着法律拥有至上的权威，是为所有人、组织与国家机构所应遵循的

2、法律应具有普遍性与一致性：针对立法而言的，要求法律调整的对象应具有普遍性，不应因人立法、因事设法。

3、法律应公开、明确和可预期：公开性是法律的一个本质要求。从纯粹规范功能的视角来说，法律公开的基本目的是使法律为人们所知晓，以指引人们的行为。

现代侦查——法治原则与科学方法的有机结合

如上所述，侦查假说与无罪推定是不同领域的不同问题，不可混为一谈。但二者并非毫无关系。因为，在现代法治社会，侦查的过程，既表现为查明案情的认识过程，也表现为价值选择的执法过程。作为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活动离不开法律价值论的指引。特别在提出和验证作案人假说时，究竟是以无罪推定为指导，还是以有罪推定为指导，往往决定了法治与人治、文明与野蛮的重要分野。

所谓作案人假说，是指侦查人员在现场勘查、案情分析、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划定侦查范围，进而确定重点嫌疑对象的过程。作案人假说的形成，是侦查成败的关键一环，它既是前期侦查成果的总结，也是侦查进一步深化的基础。由于已有初步证据证明作案人涉嫌犯罪，出于思维惯性，侦查人员此时极易误入有罪推定。而一旦从有罪推定出发，侦查人员就会把侦查假说视为侦查结论，甚至不惜采用刑讯手段逼取口供，极易产生冤假错案。因此，在侦查假说的提出和验证过程中，必须坚持无罪推定原则，用无罪推定为侦查假说设立必要的法律边界和验证规则。具体如下：

（一）从无罪推定出发，作案人假说做为一种事实推测，不能改变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地位。从事实认识角度，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根据已有证据，可以推测谁是作案人。但从法律上讲，却无权认定谁是罪犯。因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只要未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地位就只有一个——无罪。因而，从无罪推定出发，要求侦查机关必须保障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各项诉讼权利，自觉维护其正当权益。

（二）从无罪推定出发，作案人假说的证明责任只能由侦查机关承担。首先，无罪推定要求侦查机关不能凭空假说、无端猜测。特别是作案人假说，必须建立在初步侦查取证的基础之上。其次，如果侦查机关根据作案人假说采取侦查行动，特别是采取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强制措施，则要求侦查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即必须提出相当程度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才能进行。否则，即为违法。

（三）从无罪推定出发，在作案人假说无法查实时，法律上只能按存疑从无处理。如上所述，作案人假说最终可能查实，也可能查否，或者既不能查实也不能查否。对于第三种情形，就必须从事实和法律两个层次加以区分处理：一方面，从事实认识角度，侦查机关可继续坚持原来的作案人假说，对涉嫌人继续开展侦查，直至查明全部案情；但另一方面，从法律处理角度，凡对犯罪嫌疑人已采取人身、财产等强制措施的，都应在期满后及时解除。不能以侦查假说尚未查否为由，来抵制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有利的法律处理；也不能因已经作出某种法律处理，而轻易放弃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