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行为人以暗示胁迫意图当场取财，而被害人因精神恐惧而当场交付财物。

笔-者以为，应以抢劫罪论处，理由如下：胁迫劫财是行为人通过胁迫手段，使被害人产生精神恐惧而不敢反抗，当场交付财物的行为。刑法条文并没有排除暗示胁迫手段的存在。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的抢劫故意，客观上实施暗示的胁迫手段，而且从被害人交付财物的这一情节来看，这一种暗示的胁迫手段对被害人产生的精神强制已达到使其不敢反抗而当场交付财物的程度。因此，完全符合胁迫劫财的本质特征。明示跟暗示，只不过是胁迫内容的方式不同，“暗示”只是相对于“明示”来讲。行为人以劫财为目的，而且达到了这一目的，那么，这一种“暗示”无论如何，都是足以传达暴力威胁内容的。因此，暗示跟明示，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从实际情形看，存在大量的以暗示胁迫劫财的方式。笔-者在办案中碰到过这样的案例：以曾某为首的五人团伙，经常对外地打工者敲诈勒索，暴力抢劫。某日，曾某等人看到外籍小工李某，曾某提出“抢点钱用用”。团伙五人遂一言不发上前围住李某。李某知道曾某等人向来敲诈，抢劫，无恶不作，也知道曾某等人此次的用意，因惧怕招其殴打，只好拿出五十元钱交于曾某，遂得以解围。此案某县检察院认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笔-者认为不妥。如果类似这样的暗示胁迫劫财都得不到处理，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就得不到有效保障。而且有些狡猾的犯罪分子还会钻法律的空子，千方百计变明示的胁迫为暗示的胁迫，借以逃脱打击。

2、值得一提的是新《刑法》在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作出新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在制订本条时，就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在实施抢夺罪中，仅仅由于行为人携带凶器，即便没有使用甚至没有出示，就转而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混淆了抢劫罪与抢夺罪的实质界限。但立法者考虑到，携带凶器抢夺，较之一般的抢夺罪，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这类犯罪案件为数不少，有时的确难以区分行为人携带的凶器是否对被害人构成了胁迫。这里，立法者就考虑到行为人携带的凶器虽然在某些时候没有使用或者出示，但有可能对被害人造成暗示性的胁迫。而且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可能借助这一种暗示性来否认其抢劫故意，而司法人员又极难认定。因此，为了从重打击这样一类犯罪，新《刑法》增设了此规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立法者承认暗示性胁迫抢劫存在的立法意图。携带凶器抢夺要以抢劫罪论处，也必须是这种行为具备了抢夺罪所不具备的人身强制特征。那种认为只要行为人的抢夺财物时带有凶器就构成了抢劫罪的观点，实难脱客归罪之嫌。特别是行为人临时起意抢夺的情形，这是认定犯罪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所规定的。

3、行为人以暗示胁迫当场取财，而被胁迫人并交付财物。

这一种情况，要么是行为人暗示手段不足以传达胁迫内容，要么就是虽然暗示手段足以传达胁迫内容，但因为对被害人产生的精神控制不足以达到令其不敢不交出财物的程度。这两种情况，虽然都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但因为对被害人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所造成的危害都较轻微，以不定抢劫罪为妥。当然，如果行为人的暗示胁迫手段较为严重，尽管被害人并未交付财物，也应以抢劫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