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的隐名出资是指一方实际认购出资，但公司的章程或其他工商登记资料记载的股东却为他人的法律现象。对于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主要有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观点。否定说认为，隐名股东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肯定说认为，应认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这两种观点虽都不无道理，但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公司中的隐名出资涉及诸多法律问题，包括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相互间的权利义务、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与公司的法律关系、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等，不同的法律关系，保护对象不同，故股东的确定及相关权益的处理，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对于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相互间的权利义务，有合同依据民法典，没有合同的依据侵权法或不当得利加以处理;对于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与公司的法律关系，则应根据双方之间有无协议及其具体内容、隐名股东有否直接以股东名义在公司行使权利而定。对于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稿的第四百七十六条也作了相关规定，此处不作具体探讨。

司法实践中，因隐名出资而引发的股权转让纠纷主要有两种，一是名义出资人未经隐名出资人同意而向第三人转让股权而产生的纠纷;二是隐名出资人向第三订立股权转让协议而名义出资人拒绝履行并主张股东权而产生的纠纷。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隐名出资缺乏明确的规制，如何解决隐名股东引发的股权转让纠纷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对于名义出资人未经隐名出资人同意而向第三人转让股权而产生的纠纷，关键是如何认识此类法律关系的价值取向，是保护真正的权利人还是保护善意的第三人?我们认为，现代市场的交易纷繁复杂，越来越需要迅速快捷，因此要求交易当事人在交易之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详细调查真实情况已不可能，保护交易的安全十分必要。在涉及第三人的股权转让纠纷，形式特征的功能主要是对外的，是为使相对人易于判断，在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争议中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比实质特征更有意义，至于名义出资人是否实质上拥有股权，则是另案法律关系了，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另行解决。而实质特征的功能主要是对内的，用于确定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在解决股东之间的争议时其意义优于形式特征。因此，对于此类股权转让纠纷，应遵循公示主义原则和外观主义原则，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法院应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稿第四百八十七条规定：名义出资人未经实际出资人同意而将股权转让的，实际出资人可以请求名义出资人赔偿因股权被转让所造成的损失。实际出资人以其为实际权利人主张股权转让行为无效的，如不能证明受让人为非善意，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该规定即是从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的角度出发，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应予以肯定。

对于隐名出资人向第三人订立股权转让协议而名义出资人拒绝履行并主张股东权而产生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稿并未涉及。对于此类纠纷的处理，我们认为，在隐名出资的情况下，股东资格与股权存在相对可分离性。即按照公司法外观性法则，名义出资人对外为公司股东，其权利可对抗除隐名出资人以外的一切人。而按照“谁出资谁取得股权”的原则，股权应实际为隐名出资人享有，其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实际为隐名代理关系。但隐名出资人之权利权可向名义人主张，其主张依据在于其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对股权的有效约定，但该种内部约定不具对抗第三人包括公司之效力。若隐名出资人对抗的非为第三人，而是相对人即名义出资人。在此情况下，只要隐名出资人能证明出资之事实并出具有效的其与名义出资人订立的委托协议和股权约定，则应认可其享有股权，包括处分权，即应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如无约定或无有效约定，则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关系实际为债权而非股权，则应认定股权转让无效。工商登记的对抗力不是绝对的，也有例外。也就是说，登记的名义出资人对外虽为公司股东，但其权利不能对抗隐名出资人。如前所述，只要隐名出资人能证明出资之事实并出具有效的其与名义出资人订立的委托协议和股权约定，则应认可其享有股权，包括处分权，即应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