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可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放再贷款，用于收购四大国有独资银行遗留的各类政策性贷款。理由是：资产管理公司在1999年收购近1.4万亿元不良贷款后，并没有完全解除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包袱，不良贷款率仍然高于国际水平，绝对额过大，无法自我消化

货币政策治理通缩

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行长们可能不会想到自己会遇到这样的局面：他们在20年间治理与防止通货膨胀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面对通货紧缩却显得有些束手无策。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除了服务品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之外，其他物价水平呈整体下降趋势。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均是如此，而作为世界经济主要亮点的中国，物价水平也是连年下跌。

通货紧缩尽管表现为整体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但人们不能只从货币供给量乃至货币政策上寻找答案，也不能仅以放松银根为基本对策，这需要财政政策的配合与其他综合治理措施的实施。但同样不容回避的是，货币政策在防止与治理通货紧缩上负有巨大的责任。而且，从日本的经历来看，治理通货紧缩要比防止通货紧缩困难得多。

2002年11月6日，美联储第12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达到了1.25%这个4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次大幅降息行动并没有在市场引起积极的反应，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担忧———美国是否在重蹈日本的老路?

人们难免要问：如果利率降到了无法再降的地步，中央银行还有什么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

为了打消人们的担心，美联储高层人士不断表示：即便是联邦基金利率降至零，它仍然有充足的工具来刺激经济。格林斯潘最近表示：中央银行可以购买政府债券，以此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及长期利率水平。联储理事会理事BenBernanke走得更远，他在2002年11月下旬的一次公开谈话中，明确指出在1942至1951年期间，美国中央银行购买了大量债券，促使政府债券收益率水平保持在2.5%的水平(相当于现在的5%)。

Bernanke先生还提出了第二个备选方案，那就是由联储购买外国政府债券，迫使美元贬值。但他同时注意到美元政策是财政部的职责范围，而且鉴于美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是很高，美元贬值不能有效地解除通货紧缩压力。

Bernanke先生提出的第三个方案更为极端，即联邦政府推行减税政策以刺激经济，同时，联储购买联邦政府发行的债券，所筹集资金用来弥补减税造成的亏空。这一方案的实质是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发票子。

探索非正统政策工具

上述政策建议出于联储高层口里，多少有些让人震惊。在过去20年里，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一直把防止与治理通货膨胀当作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之一，货币主义成为了它们的基本理论信条。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与利率水平，把物价控制在认可的范围之内。但到了现在，世界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短期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失去了正常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表现了应有的胆量与勇气，探索非正统的政策工具，驶向了这段没有航标的里程。

日本银行已经率先这样做了。为了刺激经济，维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日本银行在市场上大量购买政府债券，并于2002年11月20日决定把其银行体系往来账户余额的上限提高到20万亿日元(相当于1200亿美元)，这意味着每月需要在市场上买入1.2-1.5万亿日元的债券，等于日本政府净融资额的三分之一。日本银行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把长短期利率控制在历史最低位上，由此减轻私人借款人及日本政府的融资成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0ECD)在其11月发布的日本年度报告中肯定了上述做法，并督促日本银行在没有标尺的地方坚定地走下去。

美联储也表现出了应有的灵活与魄力。从2001年初开始，它根据资产泡沫破灭、经济走软的实际，连续12次降低利率，为美国经济避免出现严重的衰退作出了贡献。与此相对照，欧洲中央银行在放松银根上表现出了相当的迟钝与固执，在市场上遭到了很多的批评。

再贷款收购隐性负债

笔者认为，国外中央银行的做法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如通货紧缩压力、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财政可持续性等不容回避。笔者认为中央银行能够而且应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作出更大贡献。

中央银行可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放再贷款，用于收购四大国有独资银行遗留的各类政策性贷款。理由是：资产管理公司在1999年收购近1.4万亿元不良贷款后，并没有完全解除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包袱，不良贷款率仍然高于国际水平，绝对额过大，无法自我消化。这些不良贷款中的很大部分仍然是《商业银行法》颁布之前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政策性特征，如果不能较为彻底地剥离出去，则难以分清银行管理层的责任，不能充分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鉴于国有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地位与国有独资背景，这些不良贷款被看作是中央财政的隐性负债，迟早要由国家解决。实事求是地讲，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央财政很难有力量解决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包袱问题———注资或者为资产管理公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等做法，均超出中央财力。

鉴于此，人民银行应该学习国外同行的做法，试探以非正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只要遵循正常的法律程序，审慎地设计分步实施方案，确定合理的再贷款金额，这个建议是可以操作的：既能促使中国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又不至于引发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

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为我们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贻误时机就非常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