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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以民间借贷形式出现的非法集资案件中，涉及有担保人。即借款人因涉嫌非法集资外逃，能否追究担保人责任?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
对于公司实施的合同诈骗和非法集资行为，应当由公司及相应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责任人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关于员工是否承担责任，要看在公司实施合同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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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责任，在于其工作性质。一般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非法集资，分为个人非法集资和单位非法集资两种情况。个人非法集资，不用说，个人承担法律责任。单位非法集资，由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法律责任。
非法集资，无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是集资诈骗，对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处以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相应规定处罚。公司出纳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取决于其职务地位和作用，是否知道内幕，是否参与非法集资活动，不能一言而论。
实践中，独立担保的条款屡屡出现在担保合同中，但鉴于独立担保的担保责任过于严厉，目前仅适用于国际商事领域。因此，在一般商事情形下，主从合同的效力关系仍严格遵循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无效的逻辑前提。那么，判断民间借贷构成非吸罪或集资诈骗罪时担保合同的效力，实为判断该两种情形下主合同即“民间借贷”行为的效力。在民间借贷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情形下，每一次的“民间借贷”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均可以视为一次小型的诈骗犯罪，大量的“民间借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集资诈骗”。因此，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每一次“民间借贷”效力均属无效，对此，实践中并无太大争议。在民间借贷构成非吸罪的情形下，是否每一次的“民间借贷”仍属无效?对此，实践中争议颇大。持有效论观点的人认为，构成非吸罪的单个“民间借贷”并未触犯刑法，也未损害国家、社会利益。出借人、借款人、担保人的意思表示均真实，且借款人并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是因为多个民间借贷行为从“量变”到“质变”后违反了金融管理秩序才成立犯罪，故“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不重合”，同时认为若单个民间借贷行为被认定无效，则担保人必然主张自己免责，对债权人造成实质意义上的不公。持无效论观点的人认为，借款人一旦成立非吸罪，则组成该犯罪行为的每一个民事行为均应归于无效，否则会出现同一行为在刑事和民事领域上效力认定不一致的矛盾。对此，笔者持无效论观点。从法理上说，刑法作为基本法，效力高于作为部门法的民法典。“衡量民商事合同的效力，不能因为民法有自身的体系和规则而完全局限于民法，必须结合刑法来综合衡量。”。非吸罪既已触发刑法，则必然对国家、社会利益构成破坏，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每一次“民间借贷”，均符合《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三、四、五款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从逻辑上说，虽然单个的民间借贷行为并不必然构成犯罪，且符合民事领域关于合同有效的规定，但一旦“整体的民间借贷”构成犯罪，则“单个的民间借贷”自应归于无效，否则会出现“整体无效”与“单个有效”的逻辑矛盾;从遏制犯罪角度说，借款人之所以会一步步走向犯罪，与众多出借人趋之若鹜地追求高息借贷有很大关系。否定借贷行为效力的司法导向，会迫使出借人认真考虑借款风险，对遏制非法集资的进一步蔓延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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