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出售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解释-法师兄

非法出售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解释

2022-02-2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发布，进一步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这也是“两高”首次就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出台司法解释。根据这一解释，非法出售个人信息获利超5000元可获刑三年。解释明确了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标准等10个方面内容，将于今年6月1日起实施。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曾对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作出了修改：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都构成犯罪；明确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从重处罚，增加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修改后，“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仍处于高发态势。”最高法研究室主任颜茂昆坦言，在查办案件过程中，有意见反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较为原则化，不易把握；另有一些法律适用问题存在认识分歧，影响了案件办理。对此，9日发布的解释第四条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作了进一步明确。一是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购买、收受、交换等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属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二是根据《网络安全法》规定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规则，明确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也属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何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解释对这一认定标准也作了明确规定，基于不同类型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程度，解释分别设置了“50条以上”“500条以上”“5000条以上”的入罪标准，对于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50条以上即算“情节严重”；对于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标准则是500条以上；对于其他公民个人信息，标准为5000条以上。此外，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都被规定为“情节严重”。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人屡教不改、主观恶性大，解释也将其规定为“情节严重”。对于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内鬼”，本次解释规定，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相关标准一半以上的，即可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解释也对“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作了明确，根据信息类型不同，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五万条以上”，或者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即属“情节特别严重”；“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也规定为“情节特别严重”。颜茂昆表示，本次出台的解释另一大亮点，是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罚金刑适用规则，罚金最高可达违法所得的5倍。根据解释，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危害程度、犯罪的违法所得数额以及被告人的前科情况、认罪悔罪态度等，依法判处罚金。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1倍以上5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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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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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
问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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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条文】（根据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第一款修改）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全国首例侵犯公民信息犯罪案日前在广东宣判，被告人周建平因向骗子非法出售个人信息资料被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成为国内被法院以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的新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第一人。(《广州日报》1月4日) 公众对“侵犯公民信息第一案”持谨慎乐观这是国内第一起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的案件，按理说，司法机关终于出手打击侵犯公民信息的犯罪，应当是一件值得欣喜的好事，不过，笔者翻阅媒体和网络的评论，却是普遍持谨慎的乐观态度，甚至有许多人持有质疑之态。法院须公开判决理由有法律人士认为周建平充当了“第一人”，甚至有点冤。因为，“200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其中规定了‘侵犯公民信息安全罪’。而周的‘罪行’是，2008年11月，‘违反规定非法获取他人电话清单、手机清单和人员资料’，12月向诈骗团伙提供14位领导的电话号码及通话清单，从中获利1.6万元。”因此，这就有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让周建平的行为为以后制定的法律埋单。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周建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是一直延续到2009年2月以后，而不仅仅是在2008年11月和12月，那么对他追究刑事责任就有法律依据。不过，真相究竟如何，需要法院公开判决理由，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待。期待更多的侵犯普通公民信息的犯罪被审判而公众对于首例侵犯公民信息犯罪案不满意的在于，这个案件是因为侵犯官员的信息而查处的。根据报道称“ 2008年12月，林桂余来到其公司要求周建平向该诈骗团伙提供14位领导的电话号码及通话清单。周建平以每份1200元或1500元不等的价格先后向林桂余出售了14份电话清单，从中获利1.6万元。根据周建平提供的电话清单，2009年2月2日，李斌海、林桂余、黄燕万、邵国松伙同他人冒充珠海市霍副市长，骗得其亲友马某5万元。”因此，网民质疑，是不明因为侵犯官员的利益，警方才如此迅速地查处这起案件呢？说实话，这个案子的迅速侦破，也许可能是因为领导的因素，不过，我可以欣慰地告诉大家，公安机关也开始正在对侵犯普通公民信息的犯罪进行打击。去年12月29日，北京警方就打掉一个专门非法销售个人信息的团伙，这个团伙非法获取了海量车主、房主等的详细信息，包括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资料，以此向他人出售；而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在去年12月也以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崔正东批准逮捕，2008年至2009年9月期间，犯罪嫌疑人崔正东通过互联网非法获取、交换、买卖包括公民个人车主信息、保险信息、房产信息、股民信息、手机机主信息、房产业主信息等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资料，总量占电脑硬盘30G，非法获利共计15万元人民币。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有越多的侵犯普通公民信息的犯罪嫌疑人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打击的锋芒当针对国家机关、公营部门侵犯公民信息的行为公众对于首例侵犯公民信息犯罪案不满意的，还在于所谓的“第一人” 周建平不过是一个“二道贩子”。根据报道，“2008年11月，周建平在广州市昌岗中路成立广州市华探调查有限公司，违反规定非法获取他人电话清单、手机清单和人员资料。”因此，周建平侵犯的公民信息是从他人手中获取的，他不过是从其他泄露出公民信息的人手中将公民信息转到骗子手中的“二道贩子”而已。公众非常想知道，是谁泄露并且出卖了这些公民信息，而对他们又该如何追究刑事责任？应当说，公众的这点质疑是非常有道理的。应当说，《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侵犯公民信息方面的罪名，打击的重点是针对国家机关和电信、金融等公营部门的人员，防止他们泄露和出卖公民个人信息，根据新增加的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条款是：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条款才是，其他公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因为，国家机关和公营部门的人员才最有可能大量获取公民信息，并且其他公民非法获取公民信息也往往是从他们手中获得。2008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分众无线违规向手机用户发送大量垃圾短信。2009年3·15晚会又揭露了山东济南、日照、德州等地通信公司向用户发送垃圾短信以及违法信息，并且出卖用户信息。这些事件都曝露出公营部门侵犯公民信息造成的危害远远甚于一般的公民。但是，事实上，目前包括警方正在打击的和司法机关已经宣判的首例侵犯公民信息犯罪案，都只是针对普通公民，而且涉及的罪名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而至今没有见到一起针对国家机关或者公营部门的人员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个中原因，大概有二，其一，国家机关和公营部门的人员都是强势部门，他们的博弈能力远远高于普通公民，警方对于打击存在很大的难度，何况，这些部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往往还是组织行为；其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提是“违反国家规定”而所谓的“国家规定”往往又是这些部门自行制定的，他们可以通过制定规则的权力来规避打击。所以，我希望公安司法机关在打击普通公民侵犯公民信息的同时，更应当将锋芒针对国家机关、公营部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可以说，何时出现了首例国家机关、公营部门“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第一案，何时我们在打击侵犯公民信息犯罪上就有了实质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