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抽象危险犯与结果犯一样吗-法师兄

抽象危险犯和结果犯是不一样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是相对应的，都属于危险犯，结果犯与行为犯是相对应的，又称实质犯，必须有损害的后果发生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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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危险犯和结果犯是不一样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是相对应的，都属于危险犯，结果犯与行为犯是相对应的，又称实质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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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犯包括具体和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犯在法条上是这样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这就是抽象危险犯，例如危险驾驶罪。以对法益的实际侵害作为处...

抽象危险犯刑法以另一种侵害结果替代抽象危险，比如盗窃枪支的危险是开枪才产生具体的危险，但是刑法以行为人实现对枪支的控制（已经造成抽象危险）作为侵害结果（既遂标志），这是由于这种危险太大。所以我理解的是抽象危险犯是在行为未产生具体危险就可以定罪的犯罪。抽象危险犯并不是不会产生具体危险，只是立法技术上把犯罪结果提前。抽象危险犯增加带来行刑交叉问题、从立法到司法：行刑交叉解答方案的路径转换和二元化犯罪模式与行刑交叉的立法解答。他表示，自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我国已先后颁布出台了九部刑法修正案。经济刑法中抽象危险犯的增加，必然会带来刑法与行政法、经济法之间的冲突问题。行刑交叉的问题在当前较为突出，会带来司法操作上的混乱。解决行刑交叉的教义学方案可以从法益再定义理论、一次性刑法理论和违法相对性理论来考虑。同时我们应重视解决行刑交叉的立法路径。他认为，要把行政处罚手段置于比刑罚手段更优先的地位，强调行政处罚手段在预防与惩治经济不法行为中的作用，并以刑罚手段作为保障，是二元化犯罪模式有别于传统犯罪之“有罪必罚”的地方。二元化犯罪模式意味着当行政手段可以解决经济冲突之时，则可以不采取刑罚手段这一犯罪模式，采取二元化犯罪模式可以很好的解决行刑交叉问题，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区别并不都表现为危害程度的轻重差异，而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总之，随着风险社会命题被提出并日渐受到重视，以刑法控制风险，就成了立法者增设抽象危险犯的制度追求，由此带来了法益保护的前置化与抽象化。然而，控制风险带来的刑法扩张，也使刑法自身成为了风险，带来对人权保障的漠视可能。如何在控制风险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二元化犯罪模式是一个更优的制度选择，它既满足了控制风险的需要，又能够体现人权保障，应该引起立法者的重视。

侵害犯，是指将对法益的现实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危险犯，是指将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危险犯分为具体的危险犯和抽象的危险犯。具体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例如放火罪、爆炸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等。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例如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等。就同一性质的行为而言，与抽象的危险相比，具体的危险对法益的威胁程度更为严重，也可以说抽象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视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而具体的危险则要看它的具体危险结果和实施危害的行为两者是否能结合在一起了。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行为的危险，而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结果的危险，最典型的就是生产销售假药罪是抽象危险犯，而生产销售劣药罪是具体危险犯因此，危险驾驶罪根据刑法条文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是对具体行为作出的规定，并未要求其造成严重后果，因而是抽象危险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刑法的很多规范与侵权行为法调整的范围实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比如二者都各国刑法的分则中具体犯罪常有举止犯能力的标准更抽象。抽象危险犯在我国刑法理论中一直没有准确的定位，主要原因是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行为犯无法区分，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来说仍然有所不足，本文尝试从外部途径，即立法者的立法价值取向去分析两种犯罪类型，以求找寻之界限。

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的区别在于： 1、抽象危险犯的危险属于行为本身的危险。而具体危险犯的危险则具有结果属性。 2、具体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 3、就同一性质的行为而言，与抽象的危险相比，具体的危险对法益的威胁程度更为严重，也可以说抽象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视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而具体的危险则要看它的具体危险结果和实施危害的行为两者是否能结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