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罪-法师兄

1、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的区别在于行为人实行的行为有无发生严重后果的危险，是否需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判断。前者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特定的行为，即具有这种危险，无须再结合案件具体事实来加以判断，而后者则必须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2、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的对称。是指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犯罪行为，即具有产生某种后果的危险,无须再结合具体案情加以判断的犯罪。 3、抽象危险犯是危险犯的一种。如盗窃枪支罪，立法者认为盗窃枪支的行为具有抽象危险，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因此只要实施盗窃枪支的行为，就构成犯罪，不要求枪支被盗后足以造成现实具体的危险才构成犯罪。 4、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的对称。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足以造成某种危害后果的危险，需要根据具体案情加以判断的犯罪。 5、具体危险犯是危险犯的一种。如在破坏交通工具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灭的危险，要根据行为人的破坏手段、交通工具被破坏的部位、程度等具体案件事实确定。如果具有这种危险，则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既遂。扩展资料：危险犯的行为危险 1、危险犯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在行为虽未造成实际的损害结果，但使法益面临威胁，足以使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安全陷入危险。 2、危险是被判断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可能性与盖然性的状态。危险是行为的危险，即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导致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因而也可以称为行为的属性；而不是作为结果的危险，即行为所导致的对法益的危险状态。 3、之所以将危险理解为行为的危险，即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可能性与盖然性，是因为：一方面，危险状态这种结果取决于行为的危险，如果没有行为的危险，就不可能有危险状态；另一方面，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明确区分，只能根据行为的危险认定行为造成了危险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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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犯：以法益发生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危险犯包括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所谓具体危险犯，是指需要在司法上就具体个案进行是否存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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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犯，是与结果犯相对应的概念，指以危害行为的完成作为犯罪客观要件齐备标准的犯罪。只要行为人完成了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犯罪的客观方面即为完备...

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行为的危险，而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结果的危险，最典型的就是生产销售假药罪是抽象危险犯，而生产销售劣药罪是具体危险犯因此，危险驾驶罪根据刑法条文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是对具体行为作出的规定，并未要求其造成严重后果，因而是抽象危险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刑法的很多规范与侵权行为法调整的范围实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比如二者都各国刑法的分则中具体犯罪常有举止犯能力的标准更抽象。抽象危险犯在我国刑法理论中一直没有准确的定位，主要原因是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行为犯无法区分，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来说仍然有所不足，本文尝试从外部途径，即立法者的立法价值取向去分析两种犯罪类型，以求找寻之界限。

哪些罪名是抽象危险犯，行为本身包含了侵害法益的可能性而被禁止的情形。抽象危险不属于构成要件，只是认定行为可罚的实质违法根据，是立法者拟制或者说立法上推定的危险，其危险及其程度是立法者的判断

侵害犯，是指将对法益的现实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危险犯，是指将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危险犯分为具体的危险犯和抽象的危险犯。具体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例如放火罪、爆炸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等。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例如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等。就同一性质的行为而言，与抽象的危险相比，具体的危险对法益的威胁程度更为严重，也可以说抽象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视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而具体的危险则要看它的具体危险结果和实施危害的行为两者是否能结合在一起了。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行为的危险，而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结果的危险，最典型的就是生产销售假药罪是抽象危险犯，而生产销售劣药罪是具体危险犯因此，危险驾驶罪根据刑法条文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是对具体行为作出的规定，并未要求其造成严重后果，因而是抽象危险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刑法的很多规范与侵权行为法调整的范围实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比如二者都各国刑法的分则中具体犯罪常有举止犯能力的标准更抽象。抽象危险犯在我国刑法理论中一直没有准确的定位，主要原因是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行为犯无法区分，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来说仍然有所不足，本文尝试从外部途径，即立法者的立法价值取向去分析两种犯罪类型，以求找寻之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