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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改革进行了几次大的调整，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现行税收制度仍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在解决产能过剩、调节收入分配、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功能较弱，税收优惠政策过多过滥，不利于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环境建设。改革的目标是：要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深化税制改革需要把握以下路径：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节社会财富分配、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要坚持税费联动、有增有减，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既要考虑保障国家事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正常需要、适当集中财力，也要考虑有关方面特别是企业和居民的承受能力。要有利于培育地方主体税种，调动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要适当简并现有税种与税率，税制设计尽可能简单透明，减少自由裁量权，降低征管成本。尤其要加快税收立法步伐，推进依法治税。今年税制改革方面，一是加快“营改增”改革。实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建立符合产业发展规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消除重复征税问题，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激发企业活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与商业模式创新，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去年这项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推向全国，减轻企业税负约1400亿元，促进了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今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铁路运输和邮政业营改增试点，并规定铁路运输和邮政业适用11%的税率。铁路运输和邮政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与众多行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这两个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后，将使许多企业的抵扣项目增加，从而进一步发挥“营改增”在结构性减税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重要作用，使这一重大改革的红利持续显现。要适时启动电信业营改增试点，研究提出生活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等行业营改增试点方案。二是推动消费税改革。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现行消费税制度征收范围较窄、课税环节单一且靠前、税基偏小、税率结构欠合理等问题凸显，现行消费税对消费行为调控作用总体偏弱。改革重点是，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等纳入征税范围；调整征收环节，弱化政府对生产环节税收的依赖，促进解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努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调整部分税目税率，进一步有效发挥消费税的调节作用。三是推进资源税改革。过去资源税从量计征，极易造成税负水平偏低，难以发挥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作用。推进这项的改革重点是，推进煤炭等重要矿产品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清理相关收费基金；研究提出其他资源品目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及清理基金收费方案，适当提高其他仍实行从量计征的资源品目税额标准，争取年内实施，进一步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四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完善房产税等相关制度，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引导居民形成合理的住房消费，有利于为地方政府提供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要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认真总结房产税改革试点经验，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清费立税，适当减轻建设、交易环节的税费负担，提高保有环节的税收。今年的重点工作是，做好顶层设计，合理设计税制，完善征管制度，健全评估机制，推进信息共享平台。五是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税立法。发挥税收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调控作用，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要按照正税清费、循序渐进、合理负担、有利征管的原则，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将现行排污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将综合考虑现行排污费收费标准、实际治理成本、环境损害成本和收费实际情况等因素确立，力争年内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同时，今年还要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优惠政策范围，实施鼓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展的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二、关于抓紧研究调整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现阶段，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存在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等问题，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完善，对加快建设现代财政体制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调整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今年，要抓紧研究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工作方案。在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的情况下，提出改革的路径。（1）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等关系全国政令统一、维护统一市场、促进区域协调、确保国家各领域安全的重大事务集中到中央，减少委托事务，以加强国家的统一管理，提高全国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2）明确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将具有地域管理信息优势但对其他区域影响较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3）明确区域性公共服务为地方事权。将地域信息性强、外部性弱并主要与当地居民有关的事务放给地方，调动和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更好地满足区域公共服务的需要。（4）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在明晰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央承担中央事权的支出责任，地方承担地方事权的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按规定分担共同事权的支出责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根据事权和支出责任，在法规明确规定前提下，中央对财力困难的地区进行一般性转移支付。（5）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既有利于保证中央履行职能和实施重大决策，又有利于保障地方既得利益、培育地方主体税种、调动地方积极性。总体上保持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基本稳定。合理划分税种，将收入周期性波动较大、具有较强再分配作用、税基分布不均衡、税基流动性较大、易转嫁的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将其余具有明显受益性、区域性特征，对宏观经济运行不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税种划为地方税，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以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
（1）、凡生产、经营邻氯苯基环戊酮的，须按照规定向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生产、经营许可证； （2）、购买、运输邻氯苯基环戊酮的，须按照规定向省级公安机关、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申请购买许可证和运输许可证； （3）、进出口邻氯苯基环戊酮的，须按照规定向国家商务主管部门申请进口、出口许可证，取得许可证后方可进行进口、出口活动，海关验核进出口许可证办理通关手续。 （4）、未取得许可的，不得擅自进行生产、经营、运输、购买和进出口活动。主管部门要对此类企业加强监督检查。 （5）、邻氯苯基环戊酮的海关商品编码是2914399014。
税收管辖权是国家征税的基础性权力，是国家主权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各类税收征收管理的前提。在人类历史上，税收管辖权是伴随着国家和税收的产生而产生的。在其产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各国占主导地位，税收管辖权也被局限于一国主权所及的范围之内，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从14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在欧洲得以逐渐确立，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国际分工开始出现，国际市场逐步形成并不断拓展。19世纪末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资本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各种经济活动经常跨越国界，税收的国际化和相关国家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与重叠使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同时，各发达国家所得税制度的相继建立和对跨国所得的征税，更使税收管辖权问题变得益趋复杂。为了解决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不同国家相继签订了国际税收协定，在此基础上，调整国家之间税收分配关系和国家与跨国纳税人之间税收征纳关系的国际税法得以产生，而税收管辖权也便成为国际税法的基本范畴。[1]由于税收管辖权问题所具有的这种基础性的地位，对于税收管辖权的研究，尤其是各国对于不同类型税收管辖权的选择适用、各国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以及税收管辖权对不同税种特别是所得税制度的影响，便成为税法学和国际税法学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一、税收管辖权的概念和属性税收管辖权（TaxJ risdiction），是国家主权在税收领域的体现，是一国政府在其主权所及范围之内所拥有的不受干涉的征税权力。不同国家可以依据国际法上的属人原则和属地原则，结合本国的经济、法律和社会状况，选择适用不同类型的税收管辖权。由于税收管辖权来源于国家主权，因而国家主权所具有的独立性和排他性的固有属性也在税收管辖权的行使中得到突出的体现。相应的，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也便成为国际税法的首要的基本原则。所谓税收管辖权独立，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征税方面行使权力具有完全自主性，其对本国的税收立法和税务管理拥有最高的权力；在国际税法领域，一国可以通过制定法律，自主选择本国的税收管辖权，确定税收管辖的范围，而不受任何外来意识的控制和干涉。在不同国家的税收管辖权发生冲突时，对于税收管辖权的限制，只能是在相关国家之间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所达成的自我限制。具体而言，按照国际法的主权平等和尊重主权原则以及国际税收的具体特点，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1．各国在其主权范围内，充分行使本国固有的征税权力； 2．各国税收管辖权完全独立，任何其他国家不得干预和制约； 3．各国税收管辖权一律平等； 4．各国相互尊重他国的税收管辖权； 5．各国有充分自由选择本国的税收制度，制定本国的税收政策； 6．各国均有责任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在税收管辖权的行使方面相互协调。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一国税收管辖权独立的实质，是规范各国在行使税收管辖权时的权力与义务。一国享有独立的税收管辖权，不仅说明该国有权自行决定税收管辖权的行使，而且说明它负有尊重他国税收管辖权独立的义务。世界上既不允许存在绝对的税收管辖权，也不允许以相对税收管辖权为由来干涉他国税收管辖权的行使。特别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不同国家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税收管辖权的独立性。二、税收管辖权的理论依据税收管辖权作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了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据此，国家有权在其主权范围之内自主决定税收管辖的范围，建立税收法律制度，而不受外来干涉的影响。税收管辖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性质，取决于其特有的理论基础。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税收管辖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形成了以下几种不同的学说：（一）国家主权说国家主权说作为税收管辖权的理论依据，是一种得到公认的学说。具体而言，国家行使税收管辖权的依据，在于国家在国际法上享有的主权地位。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家权利义务宣言》、《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协定，国际社会公认的独立主权国家拥有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和管辖权。其中管辖权是指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人、物、行为和事件进行统治和支配的权力，它具体分为属地管辖权（又称领域管辖权）、属人管辖权（又称国籍管辖权）、保护性管辖权和普遍性管辖权，其中又以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为主。依据属地管辖权，国家有权对本国居民和非居民来源于其境内的一切所得征税；依据属人管辖权，国家有权对其居民或公民来自世界范围的全部所得实施课税。这两者构成了国家主权说的核心内容。（二）费用收益说费用收益说是从经济的角度论证税收管辖权合理性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也与课税依据理论中的公需说异曲同工。[2]这种学说认为，外国人在一国进行经济活动取得的收入，该国有权依据属地原则对其行使税收管辖权，进行课税。这是由于纳税人进行经济活动时具有一定的公共需要，而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公共物品的消费则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无法形成市场价格，很难像私人物品那样通过市场来供给，而只能由国家来提供。纳税人从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中受益，因而应当为此支付费用。这一理论的不足在于，其对于属人性质的税收管辖权尤其是公民税收管辖权缺乏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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