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被告人无名氏甲犯罪时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应当依法对其从轻处罚。第二，被告人无名氏甲系聋哑人，可以对其从轻处罚。第三，被告人无名氏甲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对其从轻处罚。

对于身份不详如何刑事处罚的具体情况，以下为详情解答，针对此类无名氏作案，只要犯罪事实清楚，对拒不交代也无法查清其真实年龄身份的，可以按照给其编号(如上述的无名氏甲)进行审理判决;对其年龄无法确定的，可以请相关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予以骨龄鉴定确定。

特殊身份犯的刑事处罚

这是身份犯的本质特征，也是身份犯与普通犯罪相区别的标志。它包括如下两层含义：

其一，身份犯是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实施的犯罪。换言之，身份犯中之“特定身份”只能是行为人所具有的，而非受害者所具有的。据此，在有些犯罪中，尽管其犯罪对象也具有一定的身份，如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对象必须是“妇女、儿童”，打击报复证人罪的对象只能是“证人”，但这些身份并非行为人所具有，因而它们都不属于身份犯。

其二，身份犯是以特定身份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或量刑情节的犯罪。所谓身份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是指没有这种身份，便不构成犯罪，至少不成立身份犯。如贪污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不具备此身份的人自无单独成立此罪的可能，但可以成立普通犯罪，如盗窃罪、诈骗罪等。

所谓身份作为量刑情节，是指不以特定身份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但有此身份却影响到刑罚的轻重。例如，我国《刑法》第243条诬告陷害罪的主体，不要求以特定身份为要件，任何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实施该罪，但是如果主体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依照该条第2款的规定应从重处罚。换言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虽不是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但这种特殊身份却是诬告陷害罪从重处罚的根据，因而由他们实施的诬告陷害罪就属于身份犯。

由上可见，身份犯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行为人的特定身份能够影响定罪或量刑，如果某一身份对定罪量刑没有任何影响，即使刑法对其做出规定，也不属于身份犯。如我国现行《刑法》第438条第2款规定：“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的，依照本法第127条的规定处罚。”即对于军人实施上述行为的，不依盗窃、抢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论处，而构成第127条之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但是该款并来规定对军人应从重或从轻处罚，即军人这一特定身份并未影响定罪或量刑，因而该款不属于身份犯。

理论上需要探讨的是身份犯是否包括单位犯罪在内，即此处的“人”是否也包括法人在内我们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身份就其本意来讲，是指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包括人的出身、资格或人身状况等。这种个人要素当然只能属于自然人所有，单位不可能具有这种身份。因而我国刑法理论界均将身份犯限于自然人犯罪。其次，犯罪主体的特殊身分必须对定罪量刑有影响，而从各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对单位犯罪采用的处罚方法主要有代罚制、法人责任或双罚制，在具体对单位处罚时只笼统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而没有刑罚加减之规定。也就是说，单位犯罪不符合身份犯的特征，因而不能归入身份犯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