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是没有道德绑架罪的，道德绑架是指人们以道德的名义，利用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胁迫或攻击别人并左右其行为的一种现象。道德绑架具有公开性。道德绑架不是私人间的救助行为，尽管它往往缘起于私人引发的救助行为。公开是道德绑架的必要条件，而媒体报道和网络传播是其主要的宣传方式。私人间的救助行为形不成道德绑架，道德绑架的要件之一是将他人的道德选择置于公众面前，以舆论的压力要挟其行使并非出自本人意愿的施助行为。要挟的对象往往是顾及其社会道德形象的个人或群体，这些个人或群体为了避免丧失或降低其社会道德形象而不得不遵从。道德绑架具有弱强制性，区别于法律范畴上的“绑架”。法律范畴上的绑架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指为了某种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他人的行为。道德绑架并非使用暴力强制他人，其对“被绑架者”的伤害主要是从精神上、心理上或名誉上。因此，道德绑架与法律上的绑架具有不同的性质。然而，道德绑架也有一定的强迫性和强制性。在道德绑架现象中，社会舆论表现为“制人于无形之中”，把当事人“应该做的”的行为变成了“必须做的”，将本来不属于当事人的道德义务，变成了其必须要承担的道德义务，将其置于“非此即彼”“非善即恶”的选择处境中，往往迫使“被绑架者”不得不违背自身意愿而遵循“绑架者”的愿望去做。道德在传统中国社会是最重要的社会控制工具之一，人们习惯于以道德标准来评价和判断不同领域人们的意图和行为。中国人历来注重“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义利观。在人们的道德认知中，讲道德就不能谋取私利。这一观念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有深刻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道德的”或“善的”的误解甚至是曲解。在这种公众认知的支配下，当事人不无私牺牲自身利益，便被置于不仁不义的不道德境界中，其道德选择在无形中被强制了。道德绑架具有善恶共在性。道德绑架的出发点通常是善的，多数道德绑架行为都是试图通过舆论的压力，敦促或者希望有施救能力的强者向弱者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弱者渡过难关或帮助弱者伸张正义。正由于这种客观现实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道德绑架行为的产生。因此，“绑架者”往往理直气壮，将自身视为正义的化身，公开“绑架”他人。但往往“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意铺就的”，道德绑架以“善”为出发点，却导向了“恶”的结果。道德绑架行为的出发点虽然是善的，但行为实行的过程侵犯了“被绑架者”的自由选择权，使“被绑架者”不得不违背自身意愿行事，因此它是一种恶。道德绑架在特定时候或许能救助某些人，但从道德行为的本真意义上来讲，它并非是一种道德的行为，而是一种伪道德现象。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是没有道德绑架罪的，道德绑架是指人们以道德的名义，利用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胁迫或攻击别人并左右其行为的一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