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居住民警的执行：具体由居住地当地的社区矫正组织负责实行，比如，具体可以采取以GPS定位被监视人手机，随机拨打被监视人手机来监控其行动。或者根据被监视人的地址，随时上门调查。

一、监视居住是逮捕前还是逮捕后

在逮捕前。监视居住是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的，但并非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在逮捕前实施监视，但是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监视居住批捕前不会被送到看守所。监视居住一般会在本人的住所或者指定的居所执行。监视居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限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并对其行为加以监视、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监视居住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根据法律法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离开指定的场所或者是经常居住的地方，同时也会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电子监控和通讯监控的，不定期检查，并且具有一定的限制措施，监视居住其实就是属于强制限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活动范围。

二、监视居住条件可以用手机吗

监视居住可以用手机，但须得到批准。新《刑诉法》第七十五条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

（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六）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三、对于监视居住，立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漏：

监视居住是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作为一种单独的强制措施理应有自己的适用条件，但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却将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作出同一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是两种不同的强制措施，监视居住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显然要比取保候审强得多，对这两种强制措施没有附加条件地选择适用，应该说很不科学。

1.监视居住的具体执行程序规定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对于监视居住的执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部门的实施细则均作了规定，总体来说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住所、居所等活动空间的限制；二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自由的限制。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但到底限制在什么范围之内，各方面的规定都没有明确，这就给执行工作带来困难。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被监视居住者的义务：不得干扰证人作证和不得毁灭、伪造证据和串供。但如何在监视居住中发现被监视居住者违反法定义务的情况，却缺乏有关配套措施和规定，在实践中很难杜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和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对被限制自由的人实施电子监控，以防止其逃逸和串供。

2.监视居住的规定忽略了对第三者权利的保护。我国对监视居住对象的行为的要求是“未经批准，不得离开居住的市、县。”在现实生活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是与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这些家庭成员并不涉嫌犯罪，其合法权益当然应当受到保护，但监视居住所含之义包括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住所的监视，这就导致生活在这个住所里的其他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也处于监视之下，其生活隐私也受到了一定的侵犯。我国诉讼法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使得执法部门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

3.三机关就监视居住的解释不协调，甚至互相矛盾。在三机关的解释中，各部门都体现了自己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造成了不协调之处，主要体现为：

(1)三机关对变更监视居住的条件各不相同。

(2)有的实施细则有扩充解释现象，如公安部实施细则中规定对被监视居住者的身份证、机动车驾驶证的扣押，就是对诉讼法原义的突破，扩大了自己的解释权。

(3)三机关对监视居住的规定出现了重复决定的情况，导致了监视居住期限过长，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出入。

4.无权利救济措施。监视居住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而人身自由历来被理论界、实践部门所重视，同时也关乎权利拥有者的根本利益。“有权利必有救济”是一种基本法治理念，各国诉讼法在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上均有救济方面的详细规定，如律师的参与等等。而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权力至上理念和立法行政化色彩，导致在权利的救济方面的规定为空白，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自己的权利受到违法限制时无法进行有效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