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员银行准备金在20年代主要经历了三次上涨——第一次在1922年，第二次在1924年，第三次在1927年后半年。在每次上涨中，联储购买政府证券都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公开市场买卖政府证券只是在20年代才成为联储货币管制的关键要素。这一进程是这样开始的，从1921年11月到1922年6月，联储将其持有的政府证券提高了3倍(10月末其持有量为1.92亿美元，到第二年5月为6.03亿美元)。这样做并不是要降低利率或者增加货币供给量，当时人们对这二者的关系了解得很少，这么做只是为了增加联储的收入。但买入政府证券没想到竟带来了通货膨胀。[52]人们在这以后才吸取了这个教训。

如果说对于1922年的通货膨胀政策而言，联储管理机构不应负有责任，那么在动机上，不能说他们是无辜的。因为有证据说明通货膨胀的结果正是联储最欢迎的。作为摆脱1920—1921年的衰退并刺激恢复的手段，通货膨胀看起来理所当然，它可以增加生产，解决就业。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阿道夫·米勒尽管后来坚定地反对通货膨胀政策，但当时他在国会听证会上却为通货膨胀辩护。当时联储的代表性意见体现在里德教授后来的辩白中，里德教授沾沾自喜地写道，银行信贷正被充分地利用起来，当消费者的货币工资迅速增长时，为他们准备商品的速度也会一样快。[53]

随后，公开市场政策开始启动，在1924年和1927年的通货膨胀浪潮乃至整个20年代的通货膨胀中，它都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一开始，各储备银行自主购买政府证券，财政部对这种各自为政的做法很不满。在财政部的倡导下，同时在本杰明·斯特朗和各储备银行总裁的支持下，公开市场委员会形成并开始协调联储的买卖活动。委员会建立于1922年6月。然而，在1923年4月，这个听命于各储备银行总裁们的委员会被取消，联邦储备委员会任命了一个新的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最初，这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次政治阴谋，它想在公开市场政策的决定中起到主导作用，以代替权利日渐膨胀的纽约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整个1923年，斯特朗抱病在家，而正是这一年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功地出售了大量自己持有的政府证券。但是，当斯特朗在11月回来工作的时候，作为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的主席，他力促毫不犹豫地购买政府证券，否则会面临商业衰退的威胁。

斯特朗再次掌权的结果就是联储重新在两个月内大量购买政府证券，经济又重新走上了危险的通货膨胀之路。斯特朗的传记作者对他很推崇，他写道：这次联储知道它正在做什么，购买政府证券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出于政策考虑，也就是通货膨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杰明·斯特朗这次比以往更有权力了，实际上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他退休，FRS的公开市场政策几乎被斯特朗总裁完全控制。[54]斯特朗的一项控制措施就是设立特别体系投资账户，就像在购买承兑汇票时一样，通过这个账户，政府证券的购买活动大部分可以由纽约银行来完成，然后纽约银行再按比例分配给其他需要证券的储备银行。

20年代另一从未出现过的重要特征是大量流动的政府短期债务被保留下来。战前，几乎所有美国债务都被转为长期债券。战争中，财政部发行了数量巨大的短期票据，其中只有一部分后来被偿还。从1922年开始，10亿美元的财政部短期债务中一半没有偿还并保存在银行中，所以必须定期地再融资以清偿债务。成员银行被鼓励尽可能多地持有这些证券，交换条件是：财政部在这些银行有存款，银行可以用存单做抵押向联储借贷。联邦公开市场购买行为也促进了政府债券市场的形成，而这个市场中的利率很低。结果，银行在1928年持有的政府债务比战争时期还多。所以说，联储通过各种方法扶持了联邦流动债务市场，并进而刺激了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