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混合主体犯罪是指有特定身份者与无特定身份者的共同犯罪。在身份犯诸如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犯罪中，主体必须是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那么非国家工作人员例如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所实施的行为能否构成受贿罪呢？回顾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在1997年新刑法修订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其中明文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显然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共犯。但是新刑法的修订取消了此条，仅对共同贪污行为有所规定，而对混合主体的伙同受贿问题没有涉及。基于此，许多同志对新刑法实施以后如何认定混合主体的共同受贿行为产生了模糊认识。笔者认为：依照共同犯罪的理论以及遵循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受贿的行为仍可以构成共同受贿罪。具体分析如下：

1.共同犯罪只要求共同犯罪主体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实施共同的犯罪行为，其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即可。对照受贿罪，属于故意犯罪类型，只要混合主体的受贿行为符合以上条件就完全可以认定为共同受贿罪。

2.不能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由否认混合主体共同受贿罪的存在。因为虽然在刑法分则中没有明确对该种行为作出定性，但是应适用总则中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予以认定。这样操作正是体现了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即有特殊规定时应优先适用特殊规定，否则可以适用总则的一般原理。另外基于刑法的基本理论，非身份犯不可能单独实施身份犯罪，但可以与特定身份者共同完成此类犯罪行为。因此，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的混合主体可以成为共同受贿罪的主体形式之一。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如何才能认定为受贿罪共犯？

实践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因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生活，常常发生一些代为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是否一概而论地均认定为共同受贿罪呢？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认定家属受贿行为的性质、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成为需要探讨的问题之一。笔者列举以下几种情形，从犯罪构成、立法意图、司法实践等角度分别予以阐述：

1.家属明知是贿赂而共享的行为

实践当中有不少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他人钱财，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或出面主动索取他人财物，事后将事情告诉家属。此时家属对钱物的来源及性质主观上是明知的，并在日常生活中将这些钱物用于生活开支或家庭消费，那么这种家属明知是贿赂物而共享的行为能否构成受贿罪呢？打个比方，一盗窃犯或抢劫犯的家属明知其财物是配偶犯罪所得仍与之共享，难道对其全家均以盗窃罪或抢劫罪一网打尽吗？这种家属知情不举、享用亲属犯罪所得的行为显然一般不能以罪论处（除少数情况下家属的行为可能构成窝藏赃物罪）。因为其主客观都不具备共同犯罪的特征，如果对这种行为科以刑罚，既不合法理，也不合情理。

2.家属明知是贿赂而收受的行为

生活中，有时行贿人将钱物送到国家工作人员家中，由于本人不在，家属代为收下物品。有的行贿人直接讲明了送钱意图和请托事项；有的只是笼统的称感谢领导关心，希望多多关照等等，此时家属对行贿人送钱的具体意图并不明确，事后家属将行贿人送钱的事情或请托事项告诉了国家工作人员，之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完成了为请托人谋利的行为。此时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以受贿罪定性无疑，但这种情况下家属的行为如何定性，在实践中分歧很大。一种观点认为此时家属主观上明知是不该收受的他人财物，客观上收下钱财并将送钱事项、请托事由一一告诉了国家工作人员，是整个受贿行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应将其行为定性为受贿共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家属收受贿赂并告知配偶的行为以罪论处。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是：（1）主观方面，家属并无与配偶勾结，共同占有他人贿赂物的故意。具体来讲，双方事前既无通谋，事后也未达成共识。（2）客观方面，家属收受贿赂的行为大部分事出偶然。例如配偶不在家，自己代为收下。这种行为既不属于按事前明确分工而如约收钱，也不是主动出面索取贿赂，有一定的随机性、被动性。（3）从受贿罪的立法本意上看，设立此罪的目的主要是打击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行为，而不在于惩罚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特殊关系的家属偶然的、被动的收受贿赂的行为。如果对这种大量存在的家属明知是贿赂而收受的行为科以刑罚，有悖立法本意，有扩大打击范围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