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作为行政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在我国的立法中却并非完备。200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弥补这一制度上的疏缺。以法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这一司法解释中的具体规定，包括举证责任、举证时限、证人证言、证据取得、认定等，可以发现其中诸多规定有着内在的效率内涵，而有的规定却并非是有效率的设置，也有的规定从效率的角度看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效率

证据规则(法)作为程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于司法、执法、仲裁、公证、监察等诸多领域，其不仅是实现法律实体权利、义务的重要保障，而且自身也是一定价值的独立载体。在行政法领域中，主要有两部分的内容涉及到证据的问题，一是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主体为了确定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履行行政职能，作出各种行政行为，需要进行证据的收集、运用;一是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为了判别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者合理性，需要进行举证、取证、质证、认证等与证据相关的活动。这是两种不同的证据活动，在证据收集主体、证据运用目的、证据规则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两者具有密切的联系，行政诉讼衔接于行政程序之后，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程序中证据的制约和影响。

在我国的行政立法中，《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两项里程碑式的立法初步创立了行政诉讼以及行政程序中的证据规则。此后随着《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以及有关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的司法解释的出台，证据规则不断完善，但是由于《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等立法的空缺以及《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不完善，我国的证据规则还极不完备，在诉讼实践中也导致了行政执法中的混乱和行政诉讼中的无法可依。

今年6月最高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最高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填补行政诉讼中的这一空白。然而，这一《规定》的科学性究竟如何、由此架构起来的行政诉讼证据体系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尚有待于实践的检验。而从理论上我们尽可以分析其中的得失之处，当然对一项制度进行理论上的评价也有诸多的角度，例如合宪性、公正性、社会性等等，[2]而效率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的企图。”[3]一项诉讼证据制度同样应当如此。而我国最高院院长肖-扬也指出公正与效率是新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4]本文即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以效率的维度发现《规定》的成功与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