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的，由公安、法院、检察院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八十九条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第二百九十条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采取刑事和解的条件

1、犯罪嫌疑人系自然人，并处于有效控制之中；

2、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属实质一罪，并有明确的被害人；

3、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

4、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对基本事实没有异议；

5、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情节轻微、危害不大。

适用刑事和解的范围：

1、故意毁坏财物案、破坏生产经营案和轻伤害案；

2、妨害通讯自由案；

3、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为入户盗窃的除外)；

4、因合法债务、经济纠纷非法拘禁他人，没有殴打、侮辱等情节的；

5、交通肇事案(有醉酒或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明知安全装置不全或安全机件失灵而驾驶机动车、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而驾驶、严重超载、交通肇事逃逸、故意伪造或破坏事故现场、曾因交通肇事被判过刑、斑马线上致行人死亡并负事故全责及其他严重违章致人死亡等情节的除外)；

6、因生活无着而初次盗窃、诈骗的案件；

7、初犯、偶犯、在校学生、未成年人、七十周岁以上老年人以及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以及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等纠纷引发的，属于自诉范围的案件。

影响法院应用刑事和解的因素

(一)被告人与被害人方面存在阻碍刑事和解达成因素

被告人方面阻碍刑事和解的主要因素在于经济赔偿能力问题。大多财产类犯罪案件的被告人自身经济状况较差，不少被告人根本无力赔偿，因此宁愿选择接受刑罚；此外还有部分被告人未能真诚悔过，或属于累犯，不具备适用刑事和解的条件，因此即便有赔偿能力也不适用该程序。被害人方面，不少被害人报复观念强烈，认为只有从严判处被告人刑罚才能平复怨愤、实现公正，因此拒绝和解；还有些被害人漫天要价，被告人难以接受无法达成和解时，被害人便不认可、不谅解被告人的悔罪表示，从而影响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

(二)赔偿数额的合理性方面存在问题

在宽恕他人罪行还未成为民众普遍接受的观念前，刑事和解的达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司法实践表明，刑事和解赔偿协议的合理性方面存在隐忧。现实中也存在一些被告人担心定罪量刑对自己及子女上学、就业等产生不利影响，不得不被迫同意过高的赔偿要求，一些被告人亲属甚至变卖家产、四处举债，使一个人的犯罪累及整个家庭。由于和解数额取决于当事人意愿，法院只能在难以达成和解时在当事人之间反复做工作，即便法官个人认为赔偿数额不合理也无权加以干涉。

(三)被告人悔罪与被害人谅解易形式化

法院适用刑事和解的前提之一是被告人“真诚悔罪”，但对悔罪本身难以进行标准化审查。如果当事人真实内心难以探寻，悔罪与谅解仅凭法官主观感知与内心确信，形式上皆以“双方同意和解、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为通常表现模式，这样不免让人产生和解形式化之惑。

(四)不等同于“花钱买刑”

一些案件尤其是被告人和被害人财富、身份悬殊的案件被曝光后，网民要求重罚被告人的呼声非常之高，此时如果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民众就容易质疑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指责权势者能凭借财富与地位为所欲为，甚至怀疑司法黑幕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