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和解是案件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的，所以执行和解的程序应该是由双方协商，再签订和解协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

和解协议一般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和解协议达成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

(一)各方当事人共同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的；

(二)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其他当事人予以认可的；

(三)当事人达成口头和解协议，执行人员将和解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各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的。

执行和解的特征

1.执行和解是当事人的自行活动，而不是在第三者(审判人员、执行员等)主持下进行的活动

这种活动实际上是执行案件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就其性质而言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当事人变更或消灭某种民事法律关系，从而结束实体权利之争的民事法律行为；另一方面，一经人民法院确认，它又是当事人为消灭与人民法院之间已经存在的诉讼法律关系，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诉讼行为。

2.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处分自己实体权利的一项重要的诉讼的权利

只要和解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人民法院就应当予以保障。另外，和解既然仅仅只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那么和解协议就不是一种法律文书，它也不具有撤销法律文书或者使其他法律文书被视为撤销的效力。因此，民事诉讼法规定允许当事人在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进行和解。只不过在执行阶段的和解，其任务主要是保证生效法律文书的实施或当事人民事权利的实现(审判阶段的和解，任务是保护和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其范围是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的民事法律关系(审判阶段和解的范围是尚在争议的未确定的民事法律关系)，执行和解就是双方当事人以协商形式，对这种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的法律关系的给付内容、给付数额、给付方式、给付期限等作出变更性处分的活动。

3.达成和解协议，必须出自双方当事人自愿

如果违背自愿原则，不仅难以达成和解协议，即使勉强达成和解协议，其基础也不牢固，当事人随时都可能反悔、撤销达成的协议。

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应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230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有学者指出：既然和解是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的协议，并经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未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即应赋予和解协议与调解协议同等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如果不履行和解协议，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倘若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没有这种法律上的约束力，那么，规定执行和解制度是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结合司法实践，笔者赞同这个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应当考虑赋予和解协议相应的法律效力，使其成为强制执行的依据。理由如下：

从现行有关执行和解的法律规定来看，既然民事诉讼法第230条规定了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有和解的权利，就理应尊重当事人行使和解权利的结果，即尊重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否则，第230条之规定就会前后不一致，当事人的和解权利也因此失去它应有的完整性和全面性。特别是《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266条的规定更显其前后不符、自相矛盾之弊端。如“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从整个执行程序的完整性来看，该规定说明人民法院执行根据的前后不一致。因为“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显然意味着人民法院只是对没有履行的部分是以生效法律文书为根据去执行的，那对已经履行的部分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如果是以和解协议为执行的根据，则人民法院前后执行的根据不一致，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同时因为和解协议无强制执行的效力，也容易造成一些案件实际执行中的难度。如在某案件中，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变更了原判决确定的法律义务关系，将原判决中“被执行人支付申请人房屋补偿款八万元，住房一套归被执行人所有”的主文，经过双方自愿协商，房子归申请人所有，由申请人支付被执行人五万元。但在实际履行中申请人要求支付案款，被执行人却不按照和解协议交付房屋，导致和解协议无法履行，而被执行人又没有足够能力支付原判决的八万元，亦只有一套住房，执行和解协议又没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按照相关司法解释无法强制拍卖，案件执行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