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笔者所知，当前国内法学界在学习和研究《仲裁法》过程中，对于《仲裁法》之所以把两类仲裁监督分别立法并就涉外仲裁监督机制作出上述规定的原因，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和理解。归纳起来，约有如下四种：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仲裁法》中关于涉外仲裁监督的上述现有规定，是与中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涉外仲裁监督的规定一致的和“互相接轨”的。鉴于《民事诉讼法》是当前中国法院处理一切民事商事诉讼法的一大基础法，其法律位阶应当高于《仲裁法》，因此，尽管《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涉外仲裁监督机制的现有规定可能存在某些有待修订之处，但在对它进行修订以前，《仲裁法》的同类规定必须与它完全保持一致，不宜有差异，更不容有突破，以免被认为中国的这两部程序法有“自相矛盾”之处，而且是以“位阶较低”的“从法”或“子法”，否定了“位阶较高”的“主法”或“母法”，从而有损于中国法律的“国际观感”，被认为是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仲裁法》中关于涉外仲裁监督的上述现有规定，是与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特别是1958年的《纽约公约》)互相接轨和完全一致的，中国不能一边缔结或参加有关涉外仲裁的国际条约，一边在国内仲裁立法中却自行其是，不遵守或背离这些条约中的明确规定。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仲裁法》中关于涉外仲裁监督的现有规定，是与当代各国仲裁立法的通行做法即国际立法惯例互相接轨的，这些现有规定正是中国涉外仲裁体制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具体体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