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员的复杂性

传统意义上的“校园暴力”更多是指教师对学生的体罚，以及一些在性别、年龄、身体条件等方面占有优势的学生对周围同学进行的身体攻击和伤害，施暴者大都为任课教师或一些纪律性较差的学生。而“校园冷暴力”则与之不同，其参与人员表现出更为复杂的一面：它既可能发生于学生群体之间，又可能发生于学生个体之间；既可能发生于成绩优异的学生之间，又可能发生于学习有障碍的学生之间；既可能发生于班级师生之间，又可能发生于校务管理人员与学生之间，甚至会发生于学校领导与普通教师之间。教师、学生、校务管理人员均可能成为施暴者或受害者。

（二）方式的多样性

“冷暴力”的表现方式极为复杂，王友强等曾人将“校园冷暴力”划分为“语言冷暴力”、“行为冷暴力”、“制度冷暴力”和“网络冷暴力”四种类型：“语言冷暴力”主要是指教师对学生，或学生之间进行的讽刺、挖苦，以及学生扰乱课堂秩序、辱骂教师等现象；“行为冷暴力”是指师生之间或同学之间的“歧视”、“漠视”，从而导致受害者被“孤立”；“制度冷暴力”是指学校或教师采取一些不公正的制度措施对学生进行惩罚，例如制定不合理的班规班纪等；“网络冷暴力”则是指教师或学生通过短信等网络手段对受害者进行伤害，受害者不全为学生，也可能是教师［3］。可以看出，就“校园冷暴力”来看，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均可采取多种方式对受害者进行攻击

（三）动机的随意性

从实质上讲，传统的“校园暴力”大都可以理解为主体强迫客体做出某种改变的一种手段，例如教师体罚学生往往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或避免教学秩序的混乱，同学之间的“打架”、“勒索”也较多产生于双方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或财产上的纷争。而通过对历年来我国“校园冷暴力”事件进行归纳，不难发现，大部分师生间“冷暴力”事件的发生往往并非因为学生“做错了什么”，而是由于学生“没做到什么”。也有学生因为自己在生理、形象方面的缺陷或贫困的家庭条件而遭到周围同学的嘲笑和歧视，甚至有学生由于获得某项荣誉而被同学孤立于集体之外。学生对教师实施“冷暴力”亦是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学生之所以遭受“冷暴力”并非均因与老师或同学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冲突，而且很多施暴者自己也难以言清为何采取“冷暴力”方式对他人进行“制裁”，这便体现出施暴者在行为动机上较为随意的一面。

（四）标准的主观性

为“校园冷暴力”寻到出一个客观的评定标准极为困难。首先，“冷暴力”所造成的后果主要是受害者心理和精神上的损失和伤害，“心理”是一种主观反应，“标准”却是客观的，目前我国还尚未出现对“心理伤害”或“精神伤害”进行说明的法律法规，这便导致人们很难对教师或学生的精神受伤程度进行合理的衡量和判断，“冷暴力”的影响程度不得而知。其次，学生之间存在着精神承受能力的差异，教师对学生的管理方式也是各有不同。对于不同的学生来说，教师的一些言行可能就是“负激励”与“冷暴力”的差别，学生对教师以及同学之间的“开玩笑”同样如此。如果尝试对“冷暴力”寻找一个评定尺度，依笔者看来，通常当我们看到学生或教师由于遭受非肢体的不合理对待而出现躲避环境、精神不振等一些外在表现时，则认为“冷暴力”的影响已经形成。但这种理解显然是缺乏客观依据的。

（五）危害的持久性

洛克曾在《教育漫画》中提到：“假如教学中频频使用强权和暴力，带来的常是更恶劣更危险的心情颓废的毛病……这种精神颓废的儿童，没有活力，也不会认真地去做什么事情”［3］。“校园冷暴力”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不仅可以导致学生学业的荒废，对学生心理健康及日后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是无法弥补，其影响深度绝不亚于对学生躯体上的伤害，正如我们平时所说“心灵的创伤无法弥补”。而对教师而言，“冷暴力”极有可能造成教师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充满恐惧和反感，从而无法完成社会和家长所赋予的任务和使命。

（六）责任的隐蔽性

由于“冷暴力”的评定标准缺乏客观，人们无法效仿肢体伤害评定，将受害者的精神受伤程度划分为不同等级，法律更是无法酌情对施暴主体进行惩处。不难理解，人们平时所强调良好“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的建立，主要基于教育学专业角度和道德层面对师生、学生关系进行的规划和要求。对他人施加“冷暴力”的教师或学生在事后面临的更多是道德上的批评和谴责，如果其行为并未造成受害者病理方面的反应，施暴者便可以逃避相应的责任。这种主体责任的隐蔽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中小学校园中的“冷暴力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