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大刑事案件能否和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七十七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

根据此规定，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程序适用的执行标准表现为：

1、犯罪性质

原则上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危害严重的公诉案件不宜适用和解方式予以处理。严重暴力犯罪行为人主动认罪的可能性甚微，以和解来换取刑罚的折扣无疑会极大地损害公共利益。虽然恢复性司法模式在实践中已有所展开，但是惩罚性司法模式仍旧是惩罚犯罪分子的主要方式，因为惩戒功能是刑事法律的重要功能，对于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施以刑罚，不能用和解替代司法程序，防止犯罪分子逃脱法律追究。

2、明确区分公私案件

对于公害案件，比如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妨害公务罪等侵害国家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以及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由于侵害的是公众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且公权具有不可让渡性，这类犯罪亦不能适用和解程序结案。虽然渎职犯罪属于过失犯罪，刑期也可能不超过七年有期徒刑，但是由于其侵害客体的特殊性，因而不能适用和解方式解决。

3、严格排除“恶意”行为

五年内曾经故意犯罪的决定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主观恶性较大且改过态度不坚决，对其适用刑事和解，一方面与当事人和解程序的初衷相悖，另一方面也有放纵犯罪之嫌。所以笔者认为第277条对刑事和解范围的界定还是比较合理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可以和解的情形作出了规定，对于重大的刑事案件是不可以和解的，犯罪嫌疑人5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也不适用和解制度。

二、刑事案件和解的范围

(一)未成年人的轻微刑事案件可适用刑事和解

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给予特殊、优先的保护是各国法律都予以遵循的一个原则。作为世界法律通行的原则，早在1989年，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就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予以优先保护，即“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而1990年联合国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的《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再一次指出：“我们在此庄严承诺，对儿童的权利，对他们的生存、及对他们的保护和发展给予高度优先。”并强调“提高儿童福利必须是非常高度的优先。”因此对未成年人的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乃是非常有必要。

(二)七十岁以上老年人的轻微刑事案件可适用刑事和解

对于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刑事犯罪，我国新修订的刑法第十七条就已经规定了“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这样的规定是一种文明和人道主义的体现。从现实情况而言，年逾七十者，其人身危险性已大大降低，因此对七十岁以上老年人的轻微刑事案件亦可以考虑适用刑事和解。

(三)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不可适用刑事和解

所谓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特殊性，国家工作人员乃是法律赋予职权行使公权力的人员，法律赋予其行使公权，就意味着其必须对国家的委托忠诚和诚信，而不可违背国家授予其权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权谋私。

根据国家权力理论及天赋人权的概念，公民组成国家是将自身的管理权限和防卫权让渡给国家集中行使，而国家通过法律的规定将公权力授给公职人员，让公职人员管理国家，行使权力为社会和人民提供服务。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显然已经与这个初衷背离了，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必然放任国家公权力不作为、乱作为乃至以权谋私，不利于法律赋予其权力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和原本。

另一方面是因为职务犯罪的案件侵犯的乃是公共法益。作为刑事和解，强调是的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达成某种妥协和让步，犯罪嫌疑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取被害人的谅解，以达免于起诉、逮捕和审判的一项刑事制度。而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中，被害人即社会公益和国家并无特定的授权主体和委托人，因此在主体不明确的情况下，刑事和解无法进行操作，而且一旦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放任刑事和解，必将导致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严重损害，因此，我们认为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中不宜实行刑事和解制度。

(四)熟人之间的案件可适用刑事和解

法律对于熟人之间的某些案件已经明确规定要予以从轻、减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项就明确规定了“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按此精神，对于熟人之间的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无可厚非。且熟人之间亦常常受到伦理、道德、情义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调整下，可以尽量少用或者不用刑罚来控制、预防犯罪，这种社会效果有时甚至比用刑罚换来的社会效果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