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债务豁免这种方法经常用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债务问题的解决，主要针对逾期银行贷款，之所以能够操作是由于我国各主要商业银行的国有控股性质和政府部门的行政性干预。由于逾期贷款通常会引起诉讼，因此这种方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国有股东、上市公司、司法部门和银行四者之间关系的有效协调。债务重组的九种基本方式包括：

1、债务转移；

2、债务抵销；

3、债务豁免；

4、债务混同；

5、削债；

6、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

7、债务转为资本；

8、融资减债；

9、修改其他债务条件。

新《企业破产法》草案破冰拟采用“债务豁免”

10月16日，由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破产法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10月18日，该中心主任李曙光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会议上已有权威人士宣布，拟议中的新《企业破产法》草案正在准备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二读”程序，该草案已于今年6月通过“一读”。

同样一直参与新《企业破产法》立法进程的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也向记者透露，从现在开始，该法案的立法工作将转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主持开展。王卫国说，乐观预计今年年底就可以通过，而李曙光则表示预计会在明年正式通过。

据了解，无论是在适用范围、对债权人保护还是在破产程序方面，新《企业破产法》都做出了重大的突破性规定。

商自然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

李曙光介绍，与现行《企业破产法》仅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相比，新法的适用范围将大大扩展，不仅包括所有企业法人、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出资人，还包括其他依法设立的营利性组织，实际上囊括了所有的企业形式。

王卫国表示，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人称为“商自然人”。在“商自然人”被认定为破产后，以个人名义取得的全部财产对破产债务中尚未清偿的部分继续承担清偿义务。在还债期间内禁止债务人从事高消费或投资行为。至于这些行为如何界定，李曙光介绍，具体的情形将在随后出台的细则和司法解释中作出。

破产财产的范围不包括其基本的生活费用。李曙光介绍，为了防止破产可能严重影响其生活，新法规定了特殊的“债务豁免制度”，即在债务人被法院裁定为破产之日起，如债务人在经过4年后其财产已经偿还所有债务的40％，即对其余的60％债务予以豁免；在经4年后已偿还30％，即对剩余70％债务予以豁免，依次类推。但如果破产者偿还破产债务的比例一直在10％以下，则至少需要10年后才能对剩余债务做出豁免。

然而因为个体工商户并不属于企业，因而未能包括在新法的主体当中。李曙光介绍，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300多万，有的甚至有30多雇员的规模。但即便如此，如未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就不属新法调整。对将个体工商户纳入破产法的问题，立法者将进一步研究。

信托责任威慑

近年来假破产之名行逃债之实的事件时有发生。王卫国介绍，在防止企业利用破产之机逃废债务方面，新《企业破产法》将从几个方面加以防范。

首先，在破产案件的受理到判决结果的宣判之间，对破产财产如何进行保全和管理，现行《破产法》中并无明确规定，而现在草案的将对此做出详细规定。

其次是债权人决策机制的完善，除进一步完善债权人会议之外，将建立债权人委员会，由债权人会议推选产生，在整个破产过程中担任代表债权人利益的常设机构，其成员可以是债权人，也可以是债权人聘请的人员。

第三是强化法律责任。企业管理者构成欺诈、隐匿、私分破产财产的，将不计诉讼时效，随时可以加以追诉。对于欺诈性破产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加强对管理者的问责机制，如管理者被法院确定在导致企业破产或破产过程中有重大过失，应以其自身的财产对企业债权承担连带责任，而且在破产后不得进行高消费和投资活动，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管理者。

在破产责任方面引进的新的理念是，将对破产企业的经理、董事和其他经营责任人课以信托义务。李曙光介绍，信托义务来自英美公司法的规定，包括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这与《信托法》规定的信托义务有很大的不同，是基于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理念，主要目的是防治在破产中管理层对公司产生“内部人控制”的情形。

注意义务是指，一方面，管理者要出于善意，并以最良好的方式、本着谨慎之心从事行为；另一方面，要根据“业务判断规则”（bsinessjdgementrle），尽最大商业努力做出行为。忠诚义务则主要包括禁止关联交易、内幕交易、离职后泄漏商业秘密、竞业禁止等行为。在诉讼中，法院将判断公司管理层是否按照这两个标准来行事。

李曙光披露，信托义务理念也可能为《公司法》采纳，而在这方面《企业破产法》已经先行一步。

违反信托义务者应当承担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新《企业破产法》尤其将加强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李曙光认为，这会对公司管理层造成威慑作用。“像在ST宁城老窖这样的事件中，如果有几万股东起诉管理者，将给管理者带来巨大的民事赔偿责任，这将使他们不能置投资者利益于不顾。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技术性的规则，让违法者无所遁形。”

破产标准与“管理人”

对于依照何种标准判断企业是否破产的问题，王卫国透露，本来法学界已经基本上同意了现金流衡量法，即在“企业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破产，但“因为一些领导担心这样可能会使一些企业进行虚假破产逃债”，而将资产负债表衡量法，即“资不抵债”作为并列的标准。

王卫国说，国际上最主要的方法是现金流衡量法，在主要国家中只有德国使用资产负债表测算法，而且只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没有二者并用的例子，至多是选择适用。

他认为，企业的破产主要是因为资产的流动性出了问题，而且现时很多企业的资产包括大量的应收账款，但实际上这笔资产对企业债务的偿还毫无帮助，因而不能作为考察是否破产的因素。

王卫国说，根据现行破产法，清算组的组成主要是政府部门的人员，一方面缺乏中立，另一方面专业性差，而且其决策机制缺乏透明度，也缺乏对他们的监督问责机制，因而新法规定由专业人士组成的管理人取而代之。

管理人将主要是律师、会计师和专门的破产清算师。王卫国认为，专业的破产清算事务所也有待进一步职业化，以更加符合国际通行的趋势。

李曙光透露，在会议上，针对管理人这一机构的性质提出了两种说法，一种是法定机构说，另一种是债权人代表会议说。现在倾向于确定的意见是，将主要由法院任命，同时要经过债权人会议认可。

DIP重整模式

新《企业破产法》草案还借鉴西方经验引入了破产重整制度。

破产重整和破产整顿不同。破产整顿是一种行政主导的，由企业的主管机关申请和负责实施，而破产重整将是一种由法庭主持建立的完全的商业安排——可以由债务人或债权人的任何一方提出申请，在法院主导之下，在破产程序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提出重整计划。

在破产重整方面，新《企业破产法》可能的一个突破是债务人主导（DebtorinPosition，简称DIP）的重整方式。此种由债务人负责经营，但债务人的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其行为不能超出其正常业务范围之外。

李曙光是DIP制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称，主要借鉴了美国破产法的规定，将成为我国一种突破性的设计。申请人可以提出具体的重整计划，然后由担保债权人、普通债权人、劳动债权人和税务债权人等不同类别的债权人的按照债权数额进行分类表决，对重整计划进行表决。

王卫国认为，破产企业重整制度将成为新《企业破产法》的一个亮点。他说，开始有关部门的意见是在本次立法中加大“和解”的力度，但和解其实最主要的是由债权人做出让步，以了结破产债务的偿还，并无任何促进企业财产资本化的举措，而重整的意义则远过于单纯的和解。

而他认为，成功的重整设计，就好比是让一匹“病马”成为一匹“活马”，因为它能保护企业的营运价值。重整比较灵活，以商业设计代替政府设计，实际是提供一个各方谈判与协商的平台。最好的重整措施就是改善资本结构，引进战略投资者，使企业投资再次优化。

如果新的《企业破产法》获得通过，还将对其他法律造成一定的冲击。《民事诉讼法》第19章规定的“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将全部废止。

另外，要在企业重整中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意味这公司会定向增发股份。现行《公司法》规定这必须以公司连续3年盈利为要件，而这对破产企业是不可能的，因而必定会对《公司法》的这项规定做出突破。

《企业破产法》第七十条

债务人或者债权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进行重整。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债务人或者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