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合性犯罪中的伪证主体

对合性犯罪是指基于双方的对向行为合力才能完成的犯罪。贿赂犯罪即是典型的对合性犯罪。这种犯罪形式决定了行贿人和受贿人无论哪一方以证人的角色出现，其在证明对方犯罪的同时，也证明了自己犯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不自我归罪的原则，除非对其作证内容所涉及的罪行给予豁免，否则任何人均享有不自证其罪的特权。因此，在行贿受贿犯罪中，如果行贿人作虚假陈述，要么追究其伪证罪责，要么追究其行贿罪责，不会发生两罪同时追诉的情形。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不自证其罪权未作规定，笔者认为不能同时以两罪追究行贿人的刑事责任，理由是：行贿人的行为既已构成行贿罪，检察机关就应将其与受贿人一并起诉。在这种情况下，行贿人作为同案被告人不构成伪证罪，因为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不负证明责任，不能将行贿人的翻供认定为伪证行为；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行贿人的行贿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则应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行贿人在受贿案件中是以证人的身份作证，如其作伪证则应追究其犯伪证罪的责任。

二、被害人能否构成伪证罪

针对被害人的伪证行为，我国刑法规定有诬告陷害罪，但此罪只适用于被害人在向国家机关或者有关单位告发他人有罪时作伪证的行为。而对一般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接受司法机关调查时作伪证的行为能否以伪证罪追究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证人不包括被害人，另一种观点认为对证人应作广义理解，被害人包括在内。笔者认为，被害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成为伪证罪的主体，理由是：

(1)仅以诬告陷害罪不足以完全惩治被害人的伪证行为。

诬告陷害的行为只发生在刑事诉讼开始前，通常是捏造整个犯罪事实，犯罪目的是陷害；而伪证罪中的伪证行为则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常捏造的只是案件事实的一部分，犯罪目的既有陷害也有包庇。实践中，不仅存在被害人诬告陷害的情况，也存在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故意扩大或缩小案件事实的情况，这两种行为均对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公民的人身权利造成了侵害，均应追究刑事责任。

(2)证人有广义、狭义之分，西方国家一般将被害人纳入证人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