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以逼取口供的行为。本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特指司法工作人员，且是有权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理论上司法工作人员的范围很大，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以及在法检工作的司法工作人员，但在这里的人员类型包括以下几类：侦查，监察，检察，审判这几类人员。

刍议刑讯逼供的根源与防治对策

2005年3月以来，全国几家大的新闻媒体相继爆光了几起令社会震惊、引起公众关注的冤案。这几起冤案都与杀人有关，如佘祥林杀妻案、王树红杀人案、李久明抢劫杀人案等。在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健全和完善的情况下，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冤案，公众感到不可理解，对掌握刀把子的公、检、法机关的办案质量提出质疑，对产生冤案的原因进行种种猜测。笔者认为：刑讯逼供是冤案产生的重要原因。

刑讯逼供的危害

毛泽东同志在1943年8月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对刑讯逼供作了精辟的论述：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方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员及负责人不加思索地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从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刑讯逼供的三个显著特征：一是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来逼取被审查人员的口供；二是盲目相信逼出来的口供去抓人、关人、判人；三是刑讯逼供完全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

刑讯逼供是我党、我国肃反、镇反和公安工作的一个毒瘤，危害很大。一是容易造成扩大化的错误，放纵坏人，伤害好人。二是容易造成是非不分、真假不分，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错杀无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三是严重损害和败坏党、政府和公安机关的声誉和形象，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四是破坏了党纪国法，败坏了公安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助长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歪风。五是不利于打击和惩罚犯罪。由于采用非法手段获取口供，不仅使口供丧失了证据的作用，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而且使犯罪嫌疑人以受到刑讯逼供为借口而翻供，造成案件到了起诉、审判阶段后反复退查，无法定罪判处。六是坑害了一批干部，使一些所谓好心办坏事的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是反对刑讯逼供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党在肃反斗争中曾经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一些好同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搞逼、供、信。这条教训使我们党认识到，要防止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就必须坚决反对逼、供、信，而要反对逼供信首先必须禁止肉刑和一切变相肉刑。新中国成立后，在镇反和公安工作中，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刑讯逼供问题仍十分重视，在许多讲话、文件和批示中，又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1979年7月我国制定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就严禁刑讯逼供问题分别作了规定，其中《刑法》把刑讯逼供作为一种犯罪，《刑诉法》则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公安部也就刑讯逼供问题多次在全国公安机关进行了专项整治。

刑讯逼供的根源

刑讯逼供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剥削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制定一整套为其所用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不少公开推行或鼓吹刑讯逼供。如我国封建社会的罪从供定的证据制度就是推行搞刑讯逼供的。所谓罪从供定就是没有口供不能定案。相反，没有其他证据，只要有口供却可以定案。为了获取口供，判官往往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即使被人称为包青天的包公，在审案中也使用肉刑来逼供。在十年文革中，四人帮为了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在群众专政的幌子下，大搞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大搞刑讯逼供，使刑讯逼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大肆鼓吹打人有理，没有材料从犯人嘴里掏，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的谬论，这正是罪从供定的现代翻版。

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的缺失，是刑讯逼供的一个重要根源。长期以来，公安、司法机关被看成是具有镇压功能的国家机器、专政工具。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打击犯罪成为刑事执法和司法所追求的惟一目标。于是，有罪推定、疑罪从有、宁左勿右、宁严勿宽、宁错无漏成为侦查、办案的思维定势。因此，每当遇到大案、难案，尤其是所谓民愤大的案件而又证据不足或者没有证据的时候，为了尽快侦破、办结案件，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往往使用非法的侦查、审讯手段，如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践踏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

刑讯逼供是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表现。有些办案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不是遵循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方针，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收集确实、充分的证据，而是坐堂办案单纯依靠口供认定案情，或者虽作调查，但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研究案件材料，鉴别是非真伪，从而使自己的主观认识与案件的客观实际相符合，作出正确的论断。而是从主观臆想出发，根据片面的或未经证实的材料，先入为主，先定框框，然后依此去讯问犯罪嫌疑人。当被讯问者不按他们的主观愿望供述的时候，就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其他威逼手段进行逼供。逼出口供后又不与其他证据核对、印证，去伪存真，就盲目相信，并据此定案，以致造成冤、假、错案。

急功近利，追求名利的个人主义是刑讯逼供的一个思想根源。有些办案人员，由于业务能力不强，专业技能差，点子少，办法不多，当案子破不了，案犯审不开的时候，就患得患失，考虑个人得失，怕丢面子，怕挨批评，怕别人说自己无能，于是急于完成任务，就用非法手段逼取口供，以求突破案情，交差了事。有的好大喜功，追求人个人名利，在虚荣心和名利思想的驱使下，不惜采用刑讯逼供的违法手段，以求尽早破案、结案，好在领导面前邀功请赏，晋级提拔，以达名利双收的目的。

刑事犯罪情况日趋复杂，犯难审、证难查、赃难追、人难抓的情况日益突出，客观上助长了刑讯逼供的行为。目前，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流窜犯罪案件、团伙犯罪案件增多，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犯罪分子更加凶狠、狡猾，不少犯罪分子是惯犯、累犯，甚至是亡命之徒。他们作恶多端，罪行累累，自知罪行重大，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因此，畏罪思想严重，狡猾抵赖，甚至在人证、物证面前仍拒不供认。有的累犯熟知我侦讯方法，有反侦讯的伎俩，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正是他们这种思想的真实反映。犯罪分子的这些变化，客观上强化了一些办案人员搞刑讯逼供的心理。

反对刑讯逼供的教育存在失误，导致刑讯逼供的蔓延发展。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进了大批新民警，他们中既有公安、警察院校毕业的，也有各类学校毕业的，还有从社会上招收的地方警。有些民警对有关反对刑讯逼供的指示、对严禁刑讯逼供的法律规定没有学习或学习不够、或理解不深，许多新民警不知道有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法制观念淡薄或者根本没有法制观念。由于专业技能教育、职业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存在的的失误，使一些民警在思想上对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有的还认为刑讯逼供很有效，一打就招，因而没有自觉抵制和反对。

领导纵容包庇，姑息迁就，甚至带头搞逼供信，这是刑讯逼供长期不能肃清的一个重要原因。个别领导干部，在指挥侦讯案件时，只交任务，不交完成任务的方法。当案子破不了、审不开的时候，又不帮助侦办人员分析原因，提出具体解决方法，而是施加压力，要侦办人员限期突破，否则就乱加批评指责，迫着别人去搞刑讯逼供，甚至亲自参与和带头搞刑讯逼供。有的领导干部在看到、听到下属搞刑讯逼供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不是坚决制止，严肃查处，而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态度，甚至借口动机是好的，保护干部积极性，对搞刑讯逼供的人不批评教育，不严肃处理，甚至逼死人命后还亲自出谋献策，虚报情况，掩盖事实真相，对抗上级调查。

刑讯逼供的防治对策

要对全体民警普遍、经常、反复进行关于反对刑讯逼供的教育，增强抵制和反对刑讯逼供的自觉性。要组织全体民警，特别是派出所、刑警队等侦办案件单位的民警，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中央、公安部严禁刑讯逼供的一系列指示和规定，剖析刑讯逼供的典型案例，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性和严禁刑讯逼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经常向全体民警指明，刑讯逼供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是党纪、国法和公安工作纪律绝对不容许的，我们掌握着真理和法律，人民群众在我们一边，在我们面前没有查不清的事实，没有弄不清的问题，根本不需要采取这种错误的做法。

切实转变执法观念，牢固树立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现代执法理念。我们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适应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在刑事执法中摒弃旧的、不合时宜的执法观念，牢固树立打击、惩罚犯罪和尊重、保障人权并重的执法理念。要正确理解和把握打击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我国的刑事法律既有打击的功能，也有保护的功能，既保护公民的正当权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也保障犯罪嫌疑人、当事人合法权益。从控制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角度来看，打击和惩罚犯罪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由此而漠视或侵犯人权，侵犯犯罪嫌疑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那就与执法必须公平、公正的理念相悖。因此，在侦办案件时要严格依法办案，严格依法办事，切实保护人权。

要抓好对新民警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业务素质。要对近年来参加公安工作的新民警，进行普遍、系统的培训。培训要以学习法律和公安业务知识为主，以提高他们的法制观念和业务水平，懂得国家法律中有关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掌握正确的侦讯案件的方法，依法办案、文明办案，自觉抵制刑讯逼供的错误做法。各类公安、警察院校要把反对逼供信的问题列为教学课程，成为必修课，使每一位走出校门的民警都有较高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一定的法律素质和业务技能。

要贯彻从严治警、依法治警的方针，严肃查处刑讯逼供的行为。在这个问题上，领导态度要坚决，旗帜要鲜明，率先垂范，不仅自己不搞刑讯逼供，而且对搞刑讯逼供的行为不支持、不纵容、不包庇、不护短，坚决彻底查处。不论什么人搞刑讯逼供，都必须严肃查处，轻者批评教育，重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触犯刑律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建立健全防止刑讯逼供的责任制，逐级签订责任状，一级抓一级。凡发生刑讯逼供行为，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还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清除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侦讯案件中，要使自己的思想认识服从案件客观事实，而不能要案件的客观事实服从自己的主观认识。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和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要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通过勘查、检验、审讯、取证等一系列侦查活动，依法收集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证据，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所收集的证据进行分析研究，辨别真假，去伪存真，查明案件真相，在此基础上分清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界限，对案件作出正确的处理。在指挥破案、办案的时候，领导要给侦办人员出主意、想办法，给予具体指导，而不能只发号施令。当案子破不了、审不开的时候，态度要冷静，要帮助侦办人员分析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亲自参加侦讯活动，带领侦办人员攻坚克难，而不能乱加批评指责，随意施加压力，迫使别人搞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决定了其整治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坚持常抓不懈，经常抓，反复抓，直至完全禁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触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法律规定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四条【司法工作人员的范围】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