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罪与后罪都必须是故意犯罪。这是构成累犯的主观条件。如果前后两罪或者其中一罪是过失犯罪，就不成立累犯。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过失犯罪所反映的主观恶性明显轻于故意犯罪，而且过失犯罪人再犯罪的可能性也比较小。而累犯制度的设立是以消除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为宗旨的，故不应也无必要设立过失犯罪的累犯制度。

2、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是构成累犯的刑度条件。因此，如果前罪被判处的是拘役、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那么无论后罪多么严重，也不构成累犯。同样，若前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后罪应当判处拘役、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则也不能成立累犯。此处所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人民法院最后确定的宣告刑是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所谓“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是指法定刑中包含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是指根据犯罪事实与刑事法律，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累犯的刑度条件，体现了将累犯限定于严重犯罪的立法初衷。

3、后罪发生的时间，必须在前罪所判处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的5年之内。这是构成累犯的时间条件。其中所谓“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执行完毕，不包括附加刑在内。主刑执行完毕5年之内又犯罪的，即使附加刑尚未执行完毕，仍可构成累犯。所谓“赦免”，是指受到特赦减免。此处5年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人，应从假释考验期满之日起计算。

4、犯罪分子在犯前罪和后罪时都必须年满十八周岁。如果犯前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即使犯后罪时已满十八周岁，也不能构成累犯。

如果犯罪人犯了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5年的时间内再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罪，就可认定了盗窃累犯。

盗窃罪累犯能否加重处罚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为盗窃罪规定了四个量刑档次，即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本条文对盗窃罪规定了“严重情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也对“严重情节”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其中第六条规定，“累犯”并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起点，可以分别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加重处罚。按《刑法》的规定，盗窃数额较大的，应在第一量刑档次内量刑，如是累犯，按《解释》的规定则属于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在第二档次内量刑;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依次类推。可见，只要是盗窃罪的累犯，就可适用加重处罚原则。

据此规定，如果适用该解释，盗窃数额刚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一般罪犯可单处罚金或者判处管制、拘役等轻刑，但累犯则最低要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盗窃数额刚达到“数额巨大”起点的，一般罪犯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甚至缓刑，但累犯最低也要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在具体司法实践当中，对该《解释》的随意适用就难免出现同罪不同罚，甚至量刑悬殊的尴尬。

笔者认为，累犯不应作为盗窃罪加重处罚的条件。

第一，该《解释》第六条规定累犯系盗窃罪中加重处罚的情形之一，明显超越了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对累犯处罚原则的规定。

我国1979年《刑法》对累犯未规定加重处罚的情节，只规定“应当从重处罚”，从而确立了对累犯从重处罚的原则。1997年《刑法》也未对累犯作加重处罚的规定，而是重申了对累犯“从重处罚”的原则,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应当从重处罚。从法条可以看出，累犯属于一种“从重”处罚的情节，而不是“加重”处罚的情节，即只能在同一量刑幅度内适用相对较重的刑罚，而不能适用更重的刑种和刑度，而不能突破该法定量刑幅度。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累犯适用从重处罚是必须从重。而加重处罚是指在犯罪分子的具体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以上的另一法定量刑幅度内处以刑罚，与从重处罚有着本质的区别。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法律原意，超越法律的明文规定。该《解释》中的规定明显超越了《刑法》中对累犯处罚原则的规定。

第二，《解释》对累犯加重处罚，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根据该《解释》，犯盗窃罪时，如果被告人系累犯要加重处罚，这也是对盗窃罪的一个特殊规定，仅盗窃一罪累犯可加重处罚,而比盗窃罪社会危害性更大的犯罪，比如抢劫、杀人、绑架等其他恶性犯罪及毒品等犯罪，累犯则只是从重处罚，明显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符。事实上，我国《刑法》的法条中所规定的法定刑量刑幅度较大，依法从重处罚，完全可以做到罪刑相适应，没有必要对盗窃罪这一类犯罪再超越法定刑加重处罚。

第三，该《解释》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是否适用随意性大，容易造成量刑失衡。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解释无论是否合理，首先作为司法机关应当遵守;而司法解释本身不合理的部分，则属于规范制定是否科学的问题，可以从学术上争论、发表意见，但在没有废止前，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被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