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件被曝光的第二天，上海一家媒体就在头版发表了要把XX罚得倾家荡产的言论。话虽然解气，但按《食品安全法》规定，行政罚款最多只能相当于违法货款的十倍，而且还必须由行政部门举证这些食品是违法生产的。所以，指望用行政罚款罚出一个干干净净的食品市场相当困难。而且即便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区级食药监部门一般也只有二三十人，难以全面深入到一线监督执法。

既然行政监管难以一肩担尽古今愁，那么能否转换一下思路，激活民间的维权，通过集体诉讼等方式，打痛无良商家呢?这还得说到消费者集体维权的瓶颈问题。

虽然说，近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规定了假一赔四、假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但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一份问题麦乐鸡售价只有10来块钱，即使得到10倍的惩罚性赔偿也不过100多元钱。相对于维权的人力、物力成本，这种维权并不合算。

其实，全世界的小额消费维权都存在得不偿失、消费者维权意愿缺乏的问题。但从欧美国家治理食品安全的经验来看，强大的集体诉讼、高额的惩罚性赔偿，以及相应的赔偿基金的设立等，有效解决了小额消费维权的性价比问题。

英美衡平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违法者不得从自己的违法行为中获利。因此，在经营者通过向无数消费者施加微小损害而获利的场合，即使不可能向每一个受害消费者进行精确的赔偿，也不得允许经营者保留非法收入。比如，1940年美国某汽车公司通过向计程车乘客每人多收取2美元而获取了巨额的非法收入。但是，当原告所提起的集体诉讼胜诉后，只有2%的受害者主张自己的权利，因为大部分人认为损害赔偿太少，不值得领取这笔赔偿。最后，美国最高法院直接将赔偿资金判决给当地政府，以此体现集体诉讼剥夺不当得利并预防违法行为的功能。

1966年，美国修订《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进一步放宽了集体诉讼的门槛。之后，针对环境污染、证券诈骗、产品质量的大量集体诉讼出现，为草根民众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维权通道。因此集体诉讼被誉为有史以来社会功用最大的救济方式。

就中国现实来说，要引进民间监督的这股活水，一是要适度松绑民间集体诉讼、公益诉讼，让民间维权力量对无良商家形成密集的监督。二是有必要进一步立法，放大惩罚性赔偿的口径，通过天价赔偿来真正打痛无良商家，让他们吐出违法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