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贿赂犯罪的新特点（一）贿赂犯罪的形式新1．贿赂媒介物新。改革开放以来，权钱交易的形式和手段不断翻新，贿赂的媒介物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出现新品种。除了典型的金钱交易外，一开始时是送收食品、衣服等日常生活资料，再后来是送收彩电、冰箱等高档生活资料，接着是送收钢材、电脑等生产资料。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生产要素参与社会分配，股权、股份、股票等资本性生产要素也成了权钱交易的新鲜媒介物。2．行贿犯罪的主体在泛化。社会中的许多人虽然痛恨腐败，但是自己办事时，为了快捷或者取得更多的竞争优势，首选就是贿赂那些有权者，呈现出每个受贿者背后都有一大批行贿者的局面。3．商业贿赂的行为方式呈现出新的变化。从法理上讲“凡是以贿赂促成商品交换，无论贿赂的具体形式是什么都属于商业贿赂行为”[1]。4．影响力交易盛行。利用本人实际影响力或者想象中的影响力，来为相关人行贿或者索贿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增多，因为相应的行为并不能为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斡旋受贿罪所包括，而在现实中盛行。（二）贿赂犯罪的空间新1．贿赂的地域新。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贿赂的广度也随之加大，出现了跨国公司跨国贿赂的问题、中国公司海外贿赂的问题、国外政府性机构及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派驻在我国的人员贿赂等问题。2．贿赂犯罪的边界“新”。市场经济在社会中确立了自身的权威，也必然影响到刑事领域，比如商业惯例与商业贿赂之间的关系，现实中有时很难区分这两者的边界。贿赂犯罪的边界，已经远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大量边缘职务犯罪的存在，使得罪与非罪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其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越来越不可估量。3．行贿者的道德底线不断创新低。“性贿赂”、“赌博贿赂”，甚至出现了“杀人贿赂”。在行贿的菜单中，不仅将自己的财物及财产性的利益作为贿赂的媒介，甚至将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也作为了贿赂的媒介物。这样的道德底线的降低，也使得贿赂对于社会的危害性，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甚至体现到了社会治安领域。贿赂对于社会的危害性呈现出全方位的特征。（三）打击贿赂犯罪的非理性化1．犯罪黑数大，打击贿赂犯罪呈现或然化的现象。贿赂犯罪属于一种对合性的犯罪，贿赂使得行贿与受贿方均能获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利害的关联，使得贿赂犯罪的告发机制十分微弱，同已经受到打击的贿赂犯罪相比，犯罪黑数巨大。2．打击贿赂犯罪呈现出非理性的重刑化倾向。惩治贿赂犯罪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但是，贿赂犯罪的滋生态势使得刑罚的预防功能趋于失效，其突出表现在行业腐败及行业监管机构被俘获现象严重。贿赂犯罪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行业化的特征，比如交通局（厅）长收受贿赂的问题、房产局（厅）长收受贿赂的问题呈现出大面积泛滥之势。由于刑罚对贿赂犯罪的预防功能趋于失效，事实上做不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于是就通过加大对被发现的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来实现管理国家、安抚百姓的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重刑就成为对贿赂犯罪进行判决的重要依据，也成为普通公民的强烈愿望。3．打击贿赂犯罪的力度与贿赂罪的适用范围成反比。反思二十多年的反贿赂立法，我们发现1979年以来，我国反贿赂犯罪立法方面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刑罚的力度越来越大，从1979年《刑法》的行贿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三年到1997年《刑法》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法律不可谓不严厉；二是刑罚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小，从1979年《刑法》只要行贿就构成犯罪到1997年《刑法》规定只有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才构成犯罪。行贿的处罚力度越来越大，看起来响应了世人反腐败的要求，但是刑罚适用的范围越来越狭窄却是一种实际上对于犯罪的放纵，正是因为“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困难，使得一大批行贿者在享有行贿利益的同时全无行贿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