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司法实践中许多非法集资犯罪案例的分析与研究，可以发现，以数人形式集合形成的共同犯罪是一种常态，虽然可能涉及的非法集资者人数众多，在形式上又借助于公司或者传销模式，使得在共犯认定中可能会面临一定的挑战，但总体上来讲，其中主、从犯的认定与处罚还是相对比较清晰。

当然，在一些规模较大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往往组成形式上合法的公司，而案发后则辩称自己未从被害人处接受存款，且其直接参与的犯罪数额无法确定;另外有些底层工作人员，只负责接受存款并开具收据，而不参与其他活动，案发后辩称自己不知情。对于这些非典型共犯的认定存在一定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综合考虑各种主客观要素，合理确定追究层级，确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一方面要查清楚其是否明知整个公司及其个人行为的性质，另一方面要针对其个人实际参与的行为，参照该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决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主观上明知自己在进行非法行为，客观上编造事实，虚假宣传，从中获得非法利益的，应认定为共犯。

一、如何认定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

实践中具体在认定帮助犯时，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在共同犯罪中，应当认识到帮助行为和实行行为是两个行为，注定两者间犯罪故意存在一定空隙，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不可能是完全重合、一致。同时，对共同犯罪中的共同应当作较为广义的理解：在主观方面故意的内容可是概括的，并不必然要求同一，但其应当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和他人共同实施犯罪。共同犯罪是指只有二人以上以相同的故意实施了相同的犯罪行为，才能成立，但并不是指只有二人以上的故意内容与行为内容完全相同时，才能成立，因为许多犯罪之间存在交叉与重叠的关系。

第二，在共同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点在于能预见风险而参与。在司法实践中，共同犯罪人对共同犯罪结果的预见，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预见特定、具体犯罪的结果；二是预见概括性的犯罪结果，即并非某种具体结果，而可能是某几种犯罪结果或是其中一个结果，但只要这个结果包括在能预见的范围之内，共同犯罪人之间就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从刑法理论上分析，前者属于确定的故意，后者属于不确定故意中概括故意。对于概括的故意，只要行为人能认识到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范围，对此之认识和意志应视为共同故意之范围。

第三，实践中，判断某一行为是否超出共同犯罪故意范围，一般应当以帮助犯和正犯是否存在明示或默示的内容为标准。通常实践中，行为的显性、明示状态认定不成问题，但默示行为的认定则因具有隐性而较为困难。默示是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方式之一，一般表现为共犯人对实施某一犯罪行为，彼此心领神会，只要能认定在犯罪过程中存在心理上的趋同和一致，即共同的不正当需要的出现而予以帮助的行为，就能构成帮助犯。

第四，在帮助犯的情形中，即使正犯实施的犯罪超出了共同故意，但只要和帮助者所认识的犯罪具有构成要件上的重合性，即两种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同类法益相同，其中一种犯罪行为比另一种犯罪行为更为严重，或者是严重犯罪行为包含了非严重犯罪行为的内容，并且犯罪行为的实施方式、手段相同，也能成立帮助犯。进而论之，这种情形如果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为例，实行犯实施超出预谋故意伤害的犯罪故意内容，而帮助犯在场却没有积极制止该犯罪行为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仍旧可以认定对该行为是容忍或认可的，主观上具有罪过，帮助他人犯罪的行为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