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证据规则

其一，充分尊重体现证据运用的一般规律以及“控辩型”诉讼的要求的证据规则。可以说，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向控辩型转化，国外的上述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和经验确证所认可的证据规则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意义上可以被借鉴。而且这些规则的基本内容不仅反映对抗制诉讼的要求，也体现了发现客观真实的一般规律，其中一些内容，实际上在我们过去的诉讼实践中已经确认或在我们的证据法理论上已经认可，如证据应当有相关性、口供应当补强、对通过严重违法所获取的人证(被告口供、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等)存疑甚至不用等。只不过由于诉讼制度的变革，需要将一些法律规范和一些实际做法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规则，同时应当适应制度的变化改变证据法上的某些操作方式并确立某些新的规则。

运用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

其二，注意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其运用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对证据规则作出既反映诉讼规律又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界定。这里尤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中国庭审方式并非典型的对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较大程度法官职权运用。由于法官积极运用职权查明案情，对证据规则的要求应当较之英美等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如相关性规则，不需要如英美那样对相关性(如品格证据的相关性)限制严格。同时，还要考虑到，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一些特有的做法，这些东西既不存在于当事人主义诉讼，也不存在现代于职权主义诉讼中。如被告不享有沉默权而负有供述义务，那么在证据规则上对口供自愿性的要求与国外应有较大区别，否则将和法定诉讼制度与证据制度相冲突。二是刑事诉讼制度运用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尚待优化，过分严格的规则。要求实际上将难以执行，如果强求确立和执行，将会损害刑事诉讼制度运行的整体效益。例如，在我国由于证人补助、证人保障、作证文化等方面的不足，国外十分强调的禁止不能当庭质询的传闻证据运用的规则，在应有更大的灵活性，因为没有这种灵活性，将使许多案件实际上无法审理。

法律依据

其三，证据规则的确立在中国刑诉制度中应当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如果某些做法被司法实践所普遍认可，在法理上又确能成立，也可以被确立为证据规则要求证据规则有法律依据，是因为是实行制定法制度的国家，不承认判例的法律约束力，也不承认法官的选法功能。任何主要的证据规则必须在法律上有直接或比较直接的依据，否则缺乏充分的实施效力。对证据规则具体内容的确定也应注意其法律依据。

新刑诉法完善了证据的概念和种类

1、修改了证据的概念。旧法将证据定义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新法将证据概念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后者比前者少了“真实”二字,并将“事实”替换为“材料”。相比而言,旧概念较注重客观真实,而新概念不仅注重客观真实,更加注重法律真实。证据是证明信息与证明载体的有机统一,旧概念将证据也视为“事实”,容易与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相混淆,新概念用“材料”来定义证据,更准确也更客观。也更能提示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及形式合法的要求。

2、调整了证据的种类。在旧法规定七种法定证据种类的基础上,新法将旧法的“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增加了“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以及“电子数据”等法定证据种类。

(1)新刑诉法将旧法规定的“鉴定结论”,调整为“鉴定意见”,仅有两字之差,但意义重大。这要求我们在办案中要克服迷信心理、强化证据审查意识,对鉴定材料形式和内容的合法性一并进行审查。鉴定过程和鉴定意见既科学又合法的鉴定材料方可作为审查逮捕的依据。

(2)由于旧法未规定辨认笔录属于何种证据种类,在此前的审查逮捕工作中,我们把辨认笔录作为书证予以审查。新刑诉法明确其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的地位后,我们不仅要审查其内容是否合法,也要审查其制作途径和制作形式是否合法,包括审查辨认笔录上是否有两名办案人及一名见证人签字,犯罪嫌疑人本人是否签字。作为审查辨认笔录客观性的依据,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在带领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指认同案犯时予以同步录音录像并随卷一并提请批准逮捕。

(3)“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使用时,应当附有关于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关于其来源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在审查此类证据时要注重审查其时间是否连续,内容有无删节。对于时间连续,内容客观完整,由侦查人员或者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的电子材料方可作为定案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