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犯罪是否既遂，应以某一犯罪行为是否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该罪全部构成要件为标准，而不应一概把实现行为人的预期目的作为既遂，反之，就是未遂。将犯罪目的实现与否作为既遂和未遂的标准，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犯罪目的的有无，只是鉴别故意形式即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的标准。刑法分则对不同的犯罪，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构成要件。同是具有确定目的的直接故意犯罪，有的还规定了结果，如盗窃罪等；有的仅规定了行为，如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前者的罪状表述是行为加结果，即当行为与结果都符合之，就构成犯罪既遂。后者只要求行为与罪状表述相一致即为既遂，而不问牟利的结果是否发生。刑法分则有关罪状表述含有“以牟利为目的”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等内容的，即便从条款的逻辑结构上分析，也只是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直接故意，至于行为人希望或追求的目的或结果有否发生，还应有明确的规定。如无明确规定，则为行为犯，反之，则为结果犯。同理，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罪状表述，并无“结果”上的规定。因此，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该罪六种行为的任何一种，就具备了该罪的全部构成要件而为既遂。但当出卖的目的尚未实现时，该罪是既遂还是未遂，至今仍有争议。第三种观点主要是针对有分工的共同犯罪而言的，但割裂了有组织分工的共同犯罪各个阶段行为的有机联系，忽视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如果按此观点，不同阶段的行为人只要完成了分工范围内的行为，比如行为人收买了妇女、儿童，则不论在中转、接送阶段的行为人是否得逞，既遂即告成立。由此可必然推理出如下结论：收买或拐骗或绑架者将被害人交与下一个阶段的行为人，如负责中转或接送者，且正当交接的同时，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导致中转或接送者未能完成分工范围内的行为，即为未遂，而前一个阶段的行为，因其完成了分工范围内的拐骗或收买或绑架的行为，构成既遂。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同一个共同犯罪中，不可能有的行为人构成既遂，有的行为人构成未遂。对拐卖妇女、儿童罪未遂、既遂状态的认定，实践中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而大多数人都偏向认为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即在区分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未遂与既遂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就能认定为犯罪既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