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明确了公司法定资本最低限额，并规定股东认缴或实缴出资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是公司设立的前置条件。但是，对于有效成立的公司不能满足法定资本最低限额要求时，将引发何种法律后果，公司法尚未给出直接、明确的结论，学术界与实务界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法律规定，当公司因财产损失导致其净资产低于规定的法定资本最低限额要求时，则必须重新注资或者重组为法定资本要求不高于其净资产的公司形式。如果公司不及时重新注资或重组，则或者规定公司解散，或者规定董事承担个人责任。在这些国家中，公司净资产低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场合，公司将不能以原来的结构继续有效存续。我国是否应比照上述国家的规定作出类似解释呢？必须明确的是，我国公司法定资本最低限额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不在于保护债权人，而在于严肃公司设立的标准和便于国家管制公司设立。因此，解释该制度的适当方法是限缩解释，尽量避免其产生过远的射程。基于这一前提，笔者认为，公司净资产低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这一事实在我国不能引发注资、重组或解散清算的法律后果。

首先，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净资产低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不能导致公司注资、重组或解散清算的法律后果。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公司解散事由并不包括公司净资产低于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额。不仅如此，公司法对公司资本遭受严重损失的应对措施有明文规定，该法第一百零一条将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作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定事由。当公司资产受到严重损失时，公司的必要反应是在法定期间召开股东会，讨论是否解散或采取其他措施，但法律并未强制公司解散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在此场合，公司唯一需要做的只是要让股东讨论可能的选择，包括不采取任何行动。也就是说，法律将公司净资产低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所引发问题的解决诉诸于公司自治，而不是法律管制。举重以明轻，这一条款当然应该类推适用于公司资本因损失而已低于公司法定资本最低限额要求场合。对公司法的这一解释，也获得了后续的新破产法的支撑。根据该法第七条的规定，在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场合，债务人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属于债务人的权利，而不是义务。也就是说，在公司出现财务危机场合，法律一贯的精神只是启动相应的应对机制，重新平衡公司当事方的行为动机，给出公司当下决策应予考虑的因素、可以选择的应对措施，并不锁定公司具体的行为模式，更不越俎代庖替公司作出具体的决定。相应地，公司出现此等情形，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一条，董事会有义务召集临时股东大会，讨论应对措施。董事怠于履行该义务，可以构成对公司法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勤勉义务的违反，有责董事可能被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从比较法的角度，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我国公司法继受自大陆法系公司法，而学者对集中大陆法系法定资本制度要求的《欧盟第二公司法指令》的相关条文，也作出了与本文一致的理解。

其次，从立法论的角度出发，在公司净资产低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场合，法国、意大利等国关于公司注资、重组或解散清算的立法例也不能构成我国公司法的应然选择。第一，上述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法选择不可避免地削弱有限责任制度的功能。这些国家的立法选择与有限责任的核心含义相冲突，在所有公司都遵循上述规则的假想世界里，将没有公司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所有的公司在出现支付不能之前或注资、重组或解散清算，这意味着有限责任制度失去了合理分配社会风险、鼓励合理冒险行为的功能。第二，当公司净资产低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时要求公司注资、重组或解散清算的规则，可能成为股东机会主义行为的诱因。股东事实上能够在与其他股东的争议中利用这一规则，多数派股东可以利用这一规则排除资金受限的少数派股东。特别是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为零场合，不能或不愿继续出资的股东将在重组中失去股东地位。第三，这一选择的不妥当性还在于，公司净资产是否低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的判断标准是不可靠的资产负债表中的数据。相关法律结论的依据是显示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净资产是否低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要求，经济价值远高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的公司，也会由于资产负债表不能显示资产的真正经济价值而不得不进入极端的重组、甚至清算程序。第四，解散清算是解决公司问题的极端方式，不可避免地对公司当事方利益造成损害。解散清算至少将导致公司名称、特许权、客户网络、商业信誉、人力资源等不能显示在资产负债表中。清算程序中，不仅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都将因公司资产价值因此导致的降低而受损，而且社会也将因这些资源不能被有效利用而蒙受损失。解散清算只能作为在公司无可挽救场合解决公司问题的最后方式，而不能作为解决公司问题的首选方式，更不能是唯一方式。

总之，公司注资、重组或解散清算规则是一个没有效率的选择。

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周龙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