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取证是律师执业的重要环节，在诉讼中，庭审方式的改革，更加强调调动双方当事人的积极性，法官更趋向于中立的仲裁角色，这样无论刑事辩护，还是民事、行政诉讼，律师的意见如果没有相应证据的支持，那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有充分的说服力。而调查取证则是律师获取证据的重要方式之一。但调查取证却历来是困扰律师的一个难题。

《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有权依照有关规定，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有责任给予支持。由于这些规定都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制裁条款，使律师收集证据的活动没有具体的措施加以保障，在实践中造成律师取证难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和《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补充规定》，对律师查阅案卷，会见在押被告人、调查访问的有关问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

一些保障律师执行职务的地方性法规，对律师的权利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包括律师收集证据的权利。这些规定有利于律师调查取证工作的进行。然而在1996年颁布的《律师法》和1997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却没有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不但没有赋予律师在调查取证方面更多的权利，反而规定了诸多限制。

《律师法》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仅仅承认律师可以调查情况。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这一规定并未直接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仅仅用了可以收集材料这一模棱两可的用语；而且辩护律师搜集材料还必须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甚至司法机关的批准!

立法上的歧视使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形同虚设。我们认为，律师行使正当权利，有关单位或个人应有义务予以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