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赌场受雇服务人员能否成为本罪主体

在赌博犯罪中尤其是开设赌场的赌博类犯罪中，必然存在着受雇为赌场提供服务的人员，这些人的服务对赌场的正常运营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受雇人员能否成为赌博罪的主体，实践中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这些受雇服务人员明知赌场从事的是违法犯罪活动，依然接受雇佣，为赌博提供接送赌徒、望风、监场、发牌、配码等服务，符合共犯的特征，应以赌博罪(共犯)追究这些受雇服务人员的刑事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赌博罪的主体只能是赌头、赌棍或者赌场业主，赌场受雇人员不属于以上三种人，不能成为赌博罪的主体。

对于赌场受雇人员能否成为赌博罪的主体问题，我们倾向于第二种意见。理由是：

1、刑法第303条采取叙明罪状的方式，将本罪的行为方式严格限定为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三种，也就是将赌博罪的主体严格限定为赌头、赌棍、赌场业主这三种人，赌场受雇服务人员作为一般工作人员，无论他发挥的作用有多大(如“操盘手”)，他也仅仅是被雇佣的一般工作人员而已，并不直接参与赌博分成、承担赌场风险等，只按照约定领取固定工资，因此无法将本罪的主体扩大解释至这些赌场受雇人员。

2、刑法总则的规定原则上可以适用到刑法分则，但当分则有特别规定的时候，应当按照分则的特别规定对某类行为进行评价。对于开设赌场这种赌博犯罪行为而言，除业主外，必然会有一些受雇人员为赌场的正常运营提供服务，但立法仅规定开设赌场的成立犯罪，即对共同犯罪作了一个特别的限制性规定，一般服务人员不能成立本罪的共犯。这就像挪用公款犯罪肯定有使用人，使用人也肯定明知挪用的事实并为挪用提供帮助，但立法并不惩罚一般的使用人一样。既然刑法第303条对本罪的行为方式作了限制性规定，则共犯一般理论无法适用到本条，也就不能以赌博罪的共犯追究这些赌场受雇人员的刑事责任。

3、有些赌场受雇人员的工作对赌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对自己工作的违法性、社会危害性都是明知的，但也只能对其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或说服教育，而不能追究其赌博罪的刑事责任。当有证据证明他们不仅从事一般服务，而且还参与了开办、设立赌场，为赌博活动提供赌具或者组织、招引他人参与赌博，并从中抽头营利的，应追究其赌博罪的责任，但此时不是因为他们成立赌博罪的共犯，而是他们行为本身已经单独构成赌博犯罪。

(二)在赌场内放高利贷者能否成为本罪的主体

有人认为，这种在赌场内放高利贷的行为，客观上使赌博活动在时间上得以延长、规模上得以扩大、赌注得以提高，扩大了赌博活动的社会危害性，其行为与参赌人员聚赌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而系聚众赌博的形式之一，应当以赌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们认为，在赌场内放高利贷者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理由在于：

1、在赌场内放高利贷的行为不是聚众赌博。聚众赌博是指为赌博提供赌场、赌具，组织、招引他人参加赌博，本人从中抽头渔利的行为。在聚众赌博中，行为人不但提供赌博场所，而且提供工具，并进行相关的组织活动，而放高利贷的人仅是在赌头提供的场所内发放高利贷，收取高额利息，显然与一般的聚众赌博含义不同，无法将其归入聚众赌博之中。

2、在赌场内放高利贷的行为也不是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对什么是开设赌场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但须指出的是，此类行为强调的是营业性的组织赌博行为，放高利贷的行为显然不是开设赌场;放高利贷本身并不是参赌方式之一，因此也就无法将其评价为以赌博为业。

3、在赌场内放高利贷的行为也无法评价为赌博罪的共犯。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应将受雇服务人员和一般参赌群众排除在赌博共犯之外。同样的，在赌场内放高利贷者尽管其行为得到赌头、赌场业主同意的，但他并不参与赌场的经营管理，也不从参赌人员身上抽头渔利，同样无法将其评价为赌博罪的共犯。

在赌场内放高利贷者既不属于聚众赌博，又不属于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还无法评价为赌博罪的共犯，因此也就不能构成赌博罪。